事隔半年，終於上完第二課。今次的「老師」是Naomi Klein，《No Logo》是她的成名作，人稱「社運聖經」，多年來譯本無數，左派陣營，人手一本，影響力無遠弗屆，如此巴閉，我自然要會一會它。
《No Logo》厚四百多頁，分四部份，即「別無空間」，「別無選擇」，「別無工作」和「拒絕品牌」，環環緊扣，層層遞進，單看目錄，就知作者非善類也，跟那本東拉西扯的《地產霸權》，不可相題並論。書評不易寫，下筆前，參考了多份資料，有左有右，盡量做到客觀持平；結構上，同樣分四部份，沿用上述標題，但加上問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別無空間？
作者回顧品牌起源，由十九世紀末開始講起，因為工業革命，機器取代人手，產量大增，貨品源源不絕湧入市場。量產的好處是成本低，效率高，可以薄利多銷，但款色難免雷同，要突圍而出，必須另闢蹊徑，於是品牌誕生了，商家以此為產品樹立鮮明的形象，吸引消費者青睞。作者說：
布朗博士，班恩叔叔，傑米瑪阿婕，大老爹這一類熟悉的人物，取代了負責為顧客挑選大批食物，推銷產品的店家老板……全國熟知的品牌取代了當地的小店家，成為顧客及產品間的接口。 （註一）
到了二十年代，廣告界的傳奇人物Bruce Barton更將品牌發揚光大，在他手上，通用汽車變成「個性化、溫暖、人性化」的符號；GE不再是面目模糊的通用電器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而是「某位友人姓名的縮寫」；廣告也不再hard sell，而是跟大家講故仔，主角當然是司機，有醫生，也有牧師，他們駕駛通用汽車，及時來到「垂危病童的床邊，使他脫離險境」。（註二）
通用的品牌效應，不但令消費者趨之若鶩，更讓其他企業爭相仿效，打造品牌成為促銷的不二法門，即使經歷Marlboro Friday，仍無阻品牌擴張，廣告預算屢創新高，企業不惜重金禮聘大明星做品牌的代言人，「要品牌，不要產品」，成為一時風尚。
作者認為，品牌發展至此，開始偏離原來軌跡，第一步，是變大了：
大致來說，商標已從誇耀的無聊玩意，轉變成生活的時尚配件。更重要的是，商標本身的體積變大了，從四分之三英寸的符號，膨脹為胸膛大小的圖形。 （註三）
第二步，是變多了：
一九九六夏天，當Levi’s選擇在多倫多試售新的SilverTab牛仔褲系列時，Michael Chesney（按：廣告人）決定推出一場最具雄心的表演，他稱之為「皇后街大攻佔」。這場加拿大史上最昂貴的戶外廣告活動持續了一年之久。Chesney把他最愛的街道漆成了銀色。皇后區最繁忙的地區裡幾乎每幢建築物的表面都被他買下來改成Levi’s的廣告牌；他還添加了立體設備，鏡子及霓虹燈，把這個瘋狂廣告的花費推得更高。 （註四）
第三步，是玩贊助：
這項轉變最貽害無窮的後果是，幾年下來經過摩森音樂會，百事可樂贊助教皇出巡，Izod動物園，還有NIKE的課外籃球營，一切的一切，舉凡小型社區聚會到大型宗教禮拜，彷彿都「需要贊助人的」，否則就無辦法舉行；一九九八年八月，甚至出現了由企業贊助的私人婚禮。 （註五）
第四步，是玩複製：
「新世界青少年研究」發現，在其調查的中產階級青少年中，建立共同品位最重要的單一因素就是電視──特別是MTV，其中有八成五的人每天都看。根據該研究負責人Chip Walker所言：「觀看MTV音樂錄像帶的青少年比其他青少年更有可能穿著牛仔褲，球鞋，牛仔外套這類青少年『制服』。」 （註六）
如今，全球營銷界的通關密語不是把美國銷售給全世界，而是把市場大雜燴帶給全世界的人。九十年代晚期的賣點不是萬寶路男人了，而是Ricky Martin：北方與南方的雙語混合，有點拉丁，有點R&B，再飾以宛如全球化派對的歌詞。這類種族美食街的法門創造了單一世界的無地域感（one world placelessness）和全球化大賣場，讓企業一方面將單一商品賣給無數的國家，另一方面無須引發「可口可樂殖民」（coca-colonization）的老調呼聲。 （註七）
第五步，是入侵校園：
北美幾乎每一所大學裡，都可看到廣告牌出現在校園的腳踏單架上，長凳上，通往演講廳的走廊上，圖書館裡，甚至連廁所裡都有。 （註八）
六年級生的數學課本到處可見提及名牌商品的文句及相關圖片，例如NIKE波鞋，麥當勞，佳得樂等。其中一例是教學生計算Oreo餅乾的直徑長度。 （註九）
根據一九九四年的調查，放眼美國學院內的企業研究合作案，大多數的企業干預都是靜悄悄地發生，無人抗議。這項研究指出，在三成五的案例中，公司會保留發表研究成果的權利，同時有五成三的受訪學者同意「發表可能會被延遲」這種說法。 （註十）
先講第一步。在香港，除了個別品牌的個別款式（主要是運動衫），logo一般比較低調，多數在領子內側，或縫於不顯眼的地方，像「胸膛大小的圖形」（專指商標），據我平時觀察，一百個都無一個。香港人買衫，品牌以外，還要講款式，後者是品味問題，與選擇多寡無關。
第二步無理取鬧。據作者說，有人不滿Chesney所為，怒吼：「你奪走了皇后街！」（註十一）奇就奇在，那人是在皇后街上說這句話的，如果皇后街真的給人「奪走」了，她有無付「過路錢」呢？
第三步不知所謂。有人贊助你，你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贊助者只能利誘，不能威迫，豐儉由人，決定權還在你手上。就像那個私人婚禮，難道無贊助就註不了冊，結不成婚？
第四步偷換概念。講到明制服，自然是一式一樣，例如校服，只有男女之分，沒有款式之別。但作者所謂的「制服」──T-shirt波鞋牛仔鞋，不止款式不同，顏色各異，組合起來，更加千變萬化。況且，並非所有年輕人都穿上述「制服」，尤其今日，潮流服飾愈趨多元化，相比作者的年代，是一天一地。
作者以有得揀（如便服）取代無得揀（如校服），好明顯是偷換概念，旨在混淆視聽，令讀者以為資本主義千篇一律，實情剛剛相反，左派嚮往的社會主義，才是倒模的根源。例如以前中國，男的穿中山裝，頭戴一頂革命帽，女的穿列寧裝，顏色不離綠藍灰：
至於「市場大雜燴」，類似香港的豉油西餐，或日本的中華料理，不論如何美味，也無可能取代「大婆」的地位；一如food court的日式拉麵，價錢再平，也只能吸引學生哥幫襯，反觀豚王、一風堂、山頭火等過江龍，價錢再貴，依然大排長龍。那個甚麼Ricky Martin，充其量，只是一包出前一丁，你捧為美食，我還有甚麼好說？
第五步有點道理。作者視校園為最後的淨土，不容品牌入侵，以免污染小小的心靈。可以理解，但有難度。外國不少公立學校，經費長期不足，難免要找贊助；人家給你錢，自然要有回報，不賣廣告，這個人情怎麼還？
再說，學校不賣廣告，學生用手機上網（作者的年代，手機只能通話，不能上網），一樣有廣告，有分別嗎？走出校門，廣告更是無處不在，躲得過嗎？我認為，與其左閃右避，不如坦然面對，一如性教育，及早幫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才是正道；單單在校禁絕廣告，姿勢大於實際，兼又自絕「水源」，何苦呢？
不過，我同意作者所言，企業贊助可能影響學術自由，最常見是隱惡揚善，例如藥廠借大學之名，誇大藥物療效，並隱瞞有關副作用，結果食死人。這是嚴重罪行，應該嚴懲，以儆效尤。但這些個別事件，不足以全盤否定企業贊助。如果大學經費完全依賴政府撥款，教授淪為公務員，則學術自由更難保障。資本主義縱使千般不是，起碼有得揀，萬一對方不懷好意，可以另覓贊助。在香港，各大專院校早已謝絕煙草商的「好意」，反正捐款多的是，無必要為一棵樹，而放棄整個森林。
別無選擇？
作者承接第一章，大談「別無選擇」，矛頭對準各大企業，包括Wal-mart、星巴克、百視達、巴諾書店、當然，還有微軟，指責它們貪得無厭，壟斷市場，損害消費者的利益。
我想提醒大家，作者成書時，是十年前，即千禧年，十年人事幾番新，這些「惡霸」的下場如何呢？這是個有趣的問題，答案出人意表，就從星巴克開始講起吧。
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令財富大蒸發，其中星巴克遭受重創，開業十五年首次虧損，為了止血，不但一口氣關閉美國六百家分店，裁員一萬二千人，更從澳洲「大撤退」，關閉七成分店，只保留悉尼、墨爾本及布里斯班小數分店，苟延殘喘。
星巴克敗走澳洲，原來有段故。話說二戰後，大量移民湧入澳洲，其中不少來自希臘及意大利，他們把歐洲的咖啡文化帶到澳洲，經過多年演變，發展出獨特的口味。澳洲本土的精品咖啡店，不論水準及服務，都在星巴克之上。有得揀，你就係老闆；澳洲人用腳投票，把星巴克一腳踼走，就是最好證明。（註十二）
不過，星巴克只是摔了一跤，還有機會收復失地，相比巴諾書店已經算好了，後者雖貴為全美一哥，高峰期有七百多間分店，但隨著電子書興起，網上書店又大行其道，巴諾業績每況愈下，最終落得求售收場。
至於微軟，在世紀之交時，正值如日方中，市值高達四千三百億美元，是IBM的三倍，當時誰也想不到，十年後，蘋果竟能取而代之，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作者以為，微軟憑綑綁銷售就能「買下互聯網世界的獨家入口」（註十三），真是危言聳聽。
還有百視達，大家記得這間公司嗎？在九十年代的全盛期，單單美國，就有近三千間分店，業務遍佈全世界，連電影公司都要向它低頭：
由於百視達的分級制度，幾家主流電影公司已停止制作NC-17級的影片（按：類似香港的三級片，容內包含色情和暴力，十七歲以下青年不准觀看）。如果少見的例外出現，公司就會剪輯兩個版本，一個給戲院放映，一個修整乾淨後交給百視達租售。 （註十四）
這就是作者所謂的「企業審查」，不止百視達，還有Wal-mart、K-mart等連鎖超市，它們喜歡賣甚麼都得，消費者根本「別無選擇」。但說過了，企業不同政府，前者有競爭，後者無。競爭有兩種，一是明，一是暗。暗者，潛在也；你或許看不見，也摸不到，但不代表不存在。潛在競爭者會靜待時機，直至天時地利人和，通通有齊後，就會群起而出，把對手殺下馬來。微軟盛極而衰，就像龜兔賽跑，因為兔仔太老定，以為贏硬，結果給烏龜爬頭了。
百視達的下場更慘，去年累積欠債達十四億六千萬美元，要申請破產保護。無辦法，現在上網，甚麼電影都有得看，免費的；買DVD，也只是一百幾十，可以落街買，也可以上網訂，方便到不得了。百視達已經過時了，破產是遲早的事。
由此可見，甚麼「別無選擇」，根本就是作者的幻想。早在大半個世紀前，海耶克已經一針見血，指出其中謬誤：
這個說法只是孤立地看待有時隨技術進步而產生的一種影響，而無視相反方向作用的其他影響。 （註十五）
換言之，企業擴張初期，可以享受「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的好處，但過了某一點，就會有反效果，這叫「規模不經濟」（diseconomies of scale），常見於政府的問題，包括冗員、貪污、浪費等，一樣可以企業內滋生，令成本止跌回升，影響企業效率。作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經濟學水平之低，可想而知。
別無工作？
「別無工作」跟「別無選擇」是一脈相承。作者認為，全球化不止損害消費者的利益，更打破工人的飯碗，好工消失了，剩下的，都是剝削，主要在亞非拉的出口加工區，特點是工時長，工資不足以糊口，加上環境惡劣，工傷頻頻，政府又偏幫資方，打擊工會，漠視勞工權益，情況非常惡劣：
加工區的薪資如此之低，以致工人必須把大部份收用來支付宿舍的房錢以及交通費；剩下的錢則給了排在大門外兜售麵條及炒飯的小販。加工區的工人當然做夢也買不起自己制造的消費品。 （註十六）
有家幫IBM生產顯示器的工廠，加班「獎金」不是更高的鐘點費，而是甜圈餅和一枝筆。 （註十七）
宿舍的房間擁擠不堪，地板上甚至還涂了白漆，標示每位工人睡覺的地方──「看起來好像停車場」，這是某位記者的觀察。 （註十八）
作者無講錯，那些勞工的苦況的確值得同情，但要解決問題，不能感情用事，而要對症下藥，找出問題的根源。簡單一句「剝削」，說了等於無說，因為老闆要賺錢，必會想盡辦法控制成本，最快見效，是「剝削」員工，問題是，他們能否得逞？
但凡讀過經濟的，都知道價格取決於供求，供過於求，價格下跌，反之亦然。自中國走資、東歐變色、蘇聯解體後，有超過二十億廉價勞工加入競爭，難免拖低全球的工資水平，特別是工業（不論輕重），工資一減再減，仍難敵亞非拉的出口加工區，導致先進國家的職位大量流失，這是經濟規律，一如自然規律，誰也改變不了，除了作者：
我們可能會開始思索，該不該寄望終身不變的工作，更重要的是，為甚麼自己的存在感要隨大企業的興衰而起伏呢？ （註十九）
作者真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強如羅馬，盛極一時，也有衰落的一日，淹沒於歷史的長河中，又何況區區一個飯碗？或許，在作者的幻想世界裡，幸福是必然的，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永無匱乏。這是烏托邦，跟天堂一樣遙遠。至於好工，well，我只能說，除了上帝，沒有甚麼是自有永有的。
拒絕品牌？
綜合上述三章，作者認為，大企業借助品牌效應，不斷擴張，一方面壟斷市場，牟取暴利，另一方面入侵公共空間，壓制反對聲音，霸道到不得了，所以要反抗，第一炮，是「廣告反堵」，俗稱「惡搞」：
成功的「廣告反堵」是用X光掃描廣告案的潛意識，揭露的不是相反的信息，而是華美的廣告詞彙層層包裝下最深刻的事實。 （註二十）
何謂「最深刻的事實」？例如：
一群反堵廣告者從三十英呎乘九十英呎大小的Levi’s牛仔褲廣告牌上（三藩市最大的廣告牌）垂降而下，將連環殺人狂魔Charles Manson的面孔貼在上面，借比留下破壞性十足的信息，以抗議製造Levi’s牛仔褲的勞工現況。 （註二十一）
不要以為這些「惡搞」只是一些無傷大雅的惡作劇，實情破壞力驚人，往往令企業損失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美元的營利，如無充份理據，人家隨時可以告到你破產。以Levi’s為例，說它「剝削」員工，有何理據？何謂「剝削」？基於甚麼標準？是否你情我願？員工有無更好選擇？不問是非，等於未審先判，公平嗎？
退一步說，針對企業的「劣行」（不論真假）而予以譴責或抵制，尚算出師有名。但只因為「眼冤」，就隨便「惡搞」人家的廣告，則未免太胡鬧了：
你帶著幾百萬廣告宣傳費闖進我們的生活，在許多令我們不舒服的空間樹立起你的廣告，所以我們要拿你的商標用在會讓你也不舒服的地方。 （註二十二）
以上言論出自音樂人Jeff Renton，作者將之收錄在書內，應該有一定代表性吧。按照Renton的「邏輯」，人家的廣告不能闖進「我們的生活」，相反，「我們的生活」卻可以闖進人家的私產，說得通嗎？要知道，大廈外牆的產權乃業主所有，人家租給企業賣廣告，是人家私事；你「不舒服」，關人鬼事，人家無必要顧你感受，對不對？舉一反三，如果有人在我家門前建屋，大煞風景，令我「不舒服」，我又能否在他家門前潑糞，和他攬住一齊「不舒服」？
話說回來。「惡搞」雖然殺傷力大，令企業頭痛不已，但左派仍未滿足，想出更具野心的行動──收復街道（Reclaim the Streets, RTS）：
從一九九五年開始，RTS就開始強奪繁忙的街道，主要路口，甚至高速公路支綫，讓群眾自由集會。他們的做法是這樣的：RTS的行程會保密，到了當天，群眾才收到指示到聚集點，而裝有擴音器的卡車則預先停在被收復的街道上。然後，阻塞交通的戲碼上演了，例如兩架舊車故意互撞，司機假裝對罵打架。另一伎倆是，把二十英尺高的三腳架示威台擺在馬路中間，不准汽車駛過，人群卻可在中間穿插。一旦封鎖了交通，主事人就宣佈「道路現在開放」。 （註二十三）
上述情景，大家應該不會陌性。近年每逢示威遊行，到了最後，經常有憤青衝出馬路，阻塞交通，例如今年七一遊行，有逾千人霸佔馬路，癱瘓中環近九小時，職業司機固然首當其衝，市民（包括乘客）也受牽連，有家歸不得。有人事後解釋：「但凡群眾運動，社會都要付代價。」這樣說，已經假設了（竊取論點）他們的訴求合情合理，值得全民支持，就算不參與，都有責任配合，或忍受一時之不便。但如果有關訴求理據不足，甚至錯呢？我們還有責任配合他們嗎？
是的，任何行動，都要理據先行，讓人心服口服，而非靠大聲、搏同情，後者只能欺騙無知婦孺。現在，就讓我們細心看看，這個「收復街道」，背後到底有何理據：
不論是從汽車那兒收復街道，為無家可歸者收復建築物，為流浪漢收復多餘的食物，收復校園並使之成為抗議和表演的場所，從企業媒體的黑暗深淵處收復我們自己的聲音，或是從林立的告示牌那兒收復我們的視覺環境，我們總是在進行收復，取回原本就應該屬於我們的東西。 （註二十四）
這是倫敦RTS的宣言，一言之敝之，就是共產主義！作者雖然左，還未左到這個地步。她有另一個似是而非的解釋：
請看這套互相聯結的系統是如何運作的：堅持把巨無霸石油平台沉到英國海底的Shell，同時還與尼日利亞的人權抗爭有所牽扯，同年它還裁了員（儘管獲利甚巨），一切都只為了讓石油流入倫敦的汽車裡──這不就是搶救街道運動興起的肇因嗎？ （註二十五）
作者的「邏輯」是這樣的：油公司作惡多端，既破壞環境，又斷人衣食，甚至跟獨裁政府合作，牟取暴利。暴利從何而來？多了，以數量計，主要是司機。如果汽車從地球上消失，馬路就能「收復」，變回左派定義的「公共空間」，連帶油公司的收入也會銳減，天下太平，指日可待。
寫到這裡，想起早前發生「癱瘓地產霸權一小時」鬧劇：
VIDEO
話說一班憤青到某大超市佯裝購物，然後一字排開，佔據全部收銀通道，再慢條斯理把貨物逐一拿給店員過機，並以毫子找數，搞到超市大排長龍，令顧客好不滿。
如果將「收復街道」跟「癱瘓超市」比較，會發覺兩者出奇地相似──大家都針對大企業（油公司及地產商），卻拿消費者（司機及顧客）祭旗。點錯相？非也，顧客的確有錯，錯在「助紂為虐」，若不是他們貪方便，又怕污糟，街市就不會被超市淘汰。無demand就無supply，這是經濟學常識。所以打擊超市，要從顧客入手，令他們「不舒服」，以後不再幫襯超市。
不過，這些間接抗爭只能隔靴爬癢，始終無法動搖企業根本，所以作者呼籲社會各階層團結起來，以遊行或罷買等方式，迫企業向海外承包商施壓，給予員工「足以養家糊口的薪水」，並承諾從此不再顧用童工。
重點來了。何謂「足以養家糊口的薪水」？按甚麼標準？老闆是否有責任養起員工全家？如果薪水真的「足以養家糊口」，政府又能否把所有福利一筆勾消，替納稅人省錢？
以香港為例。如果政府無在教育、醫療、房屋等方面，提供多種補貼，則莫說基層，就連一般中產，也難以「養家糊口」。即使把最低工資由現時的時薪廿八，加到三十三（左派建議），甚至三百三（小弟戲言），也是不夠生活。別的不說，單是大學學位，成本價平均廿萬（醫科、工程等，肯定不止此數），四年就是八十萬，如果沒有政府補貼，最低工資要幾多錢才夠交學費？（註二十六）
由「足以養家糊口的薪水」，引申到政府與市場的定位，是經濟學的重要課題。老闆打開門做生意，賺錢至上，好合理。工資多少，取決於供求，一如商品價格，貴賣賤買，只有這樣，社會資源才能合理分配。但工人不是商品，要生活，也要吃飯，如果工資太低，無以維生，他們就會作反。
人人都想社會穩定，但「維穩」屬「共用品」（Public Goods），無人願意單獨「認頭」，但又不能不做，唯有透過「中間人」（多數是政府，也有少數例外，如村長）集資（以武力作後盾），即抽稅，再以福利的形式補貼基層，讓他們過「有尊嚴的生活」。
左派主張最低工資，金額「足以養家糊口」，此舉等於透過立法，把政府的扶貧工作外判出去。說穿了，有兩個可能，要不是仇富，就是「市場原教旨」──比我們更極端、走得更遠。
還有第三個可能。左派表面上無私，實情比其他人更自私，做場大龍鳳，只為保障自己（或自己友）的飯碗。不是老屈，作者也有同感：
左翼進步分子的視野愈來愈小，最後只容得下自身的周遭環境。
在北美，甚至連抵制自由貿易的戰爭都完全關乎如何保護美加員工及資源，至於該貿易協議對墨西哥可能造成的影響，抑或其他快速自由化之措施對發展中國家造成的衝擊，完全不在考慮範圍內。 （註二十七）
作者講得出這番話，應該有別於一般左派，搞社運，只為公義，不求其他吧？未必！她在討論「反企業活動如何跟國內情況聯結起來」時，不經意露出了馬腳：
這種聯結是有可能的。NIKE的「要品牌，不要產品」公式最殘酷的反諷在於，出力最多使該飛揚符號擁有尖端意象的人，卻是企業膨脹的價格與不實製造基礎之最大受害者。城中貧民區的小孩最直接面臨NIKE決定在國外製造產品的影響，包括高失業率，以及社區稅基的短縮，這導致當地公立學校日漸衰頹。 （註二十八）
真是鬼拍後尾枕，連最不該說的，都說了出來。不是嗎？如果NIKE回歸美國，為貧民區提供職位，意味外國承包商將會失去訂單，無生意，自然要炒人。最弊就係，這些國家「五行欠水」，不像歐美，可以提供健全的社會保障，一旦失業，就會手停口停，全家都要挨餓，難道這是作者所樂意見到的？
也難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作者也是人，也有私心，首要考慮，是維護自己的利益，親友次之，然後是同胞，最後才是外人。這種親疏有別的傾向，平時藏於潛意識裡，我們未必察覺，但在關鍵時刻，潛意識就會發揮作用，影響我們的言行，像作者自打嘴吧，就是一例。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Jagdish Bhagwati講得好：
美國大學校園的反血汗工廠運動低估了發展中國家觀點的重要性。實際上，我認為，現行的規則過份強調了發達國家在工人權利等問題上的觀點，而忽略了發展中國家的觀點。這些規則反映了某種程度上的家長式作風，以及西方工會的深刻影響，而西方工會的觀點往往受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日益激烈的競爭影響。 （註二十九）
可見左派不止自私，而且自大，以為自己的價值觀就是一切，可以無限延伸，放諸四海而皆準，完全無視個別情況；如遇批評，則大扣帽子，甚麼「極右」、「市場原教旨」等，要幾難聽有幾難聽，總之一意孤行，至死方休。
由於左派往往未經對症，就胡亂下藥，尤其關於工資、工時、勞保等建議，完全不設實際，一如放射治療，有殺錯，無放過，不止癌細胞，就連其他細胞也一併幹掉。如此胡鬧，左派的同路人也有微言。
前金融時報記者Alexandra Harney，於零三年起擔任南中國特派員，調查「低價中國」的秘密。她對血汗工廠的態度一如作者，批判不遺餘力，但對某些不合理的稽查方案則有所保留，怕會殃及池魚。她特別提及晨風集團董事長尹國新：
有時，客戶堅持員工一週工時六十小時，但這跟員工每月想花幾天時間陪家人的心願牴觸。員工可能要求在放假前多加班幾小時，如此一來，就無需為了與家人相聚而犠牲薪資。不過，晨風的客戶還是嚴格要求工時限制，完全不理會這種狀況。
也有員工謝絕投保，他們怕萬一有一天搬到別的地區，會拿不回已繳給政府的錢。在中國的福利制度下，受保員工需要醫療照護時，必須到工廠附近的指定醫院去。尹國新擔心，萬一有懷孕的員工回家鄉去生產，她的保險方案會拒絕支付她的醫療費用。（註三十）
尹國新是中國少數的良心老闆，人工高，福利好，又有在職培訓，幫員工增值，他甚至會拒絕只想執平貨的顧客，有生意都不做，只為保障員工利益。但這樣一個好老闆，仍無法滿足左派的無理要求，這令人懷疑，西方工會是否別有用心，借社運之名，搞保護主義。
相比血汗工廠，童工的問題就更突出了。在發達國家，僱用童工是罪大惡極，不容爭議，但在落後地區，則是另一回事。父母之所以忍心把未成年的孩子送去工廠，原因只有一個：窮。即使他們不這樣做，也無能力供他們讀書，而少了一份收入，則有可能無錢開飯。
不要忘記，童工以外，還有童妓和童兵，都是父母的收入來源。Bhagwati說：
僅僅通過禁止的方法並不能消除使用童工的現象，這只能使得貧窮的父母偷偷地把孩子送去工作，且常常從事更糟的「職業」，例如賣淫。 （註三十一）
可惜，作者只關注童工，對於童妓和童兵等問題，卻隻字不提。為甚麼？因為童工受僱於工廠，為外國品牌生產衫褲鞋襪，成品在歐美發售，左派買了（作者可能也有買），就是幫兇，良心會過意不去。但童妓和童兵就不同了，只要左派無份嫖妓，或參軍與該國（或當地游擊隊）打仗，他們就無須負責，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如此偽善，你見過未？
當然，童工問題還是要解決的，我認為，關鍵在於教育，但必須循序漸進，以免適得其反。比方說，孟加拉在一九九七年開始，即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為童工提供免費教育，每星期上課六天，每天兩個半小時，學習孟加拉語、英語、數學、科學及生活技能等，但前題是，不影響工作。為此，有關官員四出奔走，遊說童工的父母及僱主，使其同意孩子在工餘時間到學校上課。
不過，世上沒有免費午餐，童工不用交學費，學費由誰來付呢？當然是有心人。前《金融時報》副主編Martin Wolf說：
如果高收入國家的人希望加快結束童工現象，那可以通過援助來改善貧困兒童的教育，給他們的父母提供一定的補助。相反，對發展中國家實行出口制裁，則是懲罰他們的貧窮，同時又把他們致富的梯子奪走。 （註三十二）
另一方面，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於一九九零年開始被緬甸軍政府軟禁，引起西方關注。由於百事可樂在當地有投資，加上衰多口，說了不該說的話（註三十三），引起公憤。百事為免麻煩，於一九九七年決定從緬甸全面撤資。消息公佈後，美國學生運動組織人Zar Ni歡呼：
我們終於綁住百事可樂這隻野獸了！我們成功了！我們每一個人都成功了！我們現在知道，自己手上的草根性力量，可以打倒全世界勢力龐大的企業了。 （註三十四）
問題是，那些原本受僱於百事的緬甸員工，會否從此失業？積蓄夠應急嗎？找工作易否？新工作的待遇如何？不知道！Who cares？
憎人富貴，乃人之常情，但像這些左派，仇富仇上腦，以致失去理性，誤信「革命不是請客食飯」，總要有人犧牲。這不是公義，是私怨。現在，不少亞非拉的勞工已經看穿了西方工會的詭計，不再賣他們的賬，例如印度最大工會（涵蓋十三個行業，會員人數八百萬），就堅決反對將勞工標準和貿易條款聯繫起來（註三十五），以免西方工會乘機搶走他們的飯碗。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外資工廠的待遇較大部份本地工廠好，工資比中位數多一成，部份美資機構，甚至多四成至一倍，視乎行業而定。（註三十六）能在外資工廠打工，已是不幸中之大幸，尤其在獨裁國家，例如緬甸，外資工廠更像是庇護所，讓員工免受極權剝削。不過，西方工會及無知左派卻千方百計趕走外資，迫員工回到由極權控制的國企，過暗無天日的生活，真係好無陰公！
我認為，幸福是要自己爭取，別人可以伸出援手，助你一把，但講到尾，都要靠自己努力。個人如是，國家亦如是，要走上富強之路，由農轉工是必經過程；先是代工，替人生產，逐步吸收經驗（資方及勞方），然後自立門戶，建立自己的品牌。想當年，亞洲四小龍就是依循上述的發達方程式，由血汗工廠做起，繼而轉型，走向高科技、高增值行業。這是不爭事實，偏偏作者死雞撐飯蓋：
在此發展模式下理應受益最大的國家，其幣值劇貶時，以「不勞則無獲」來為血汗工廠辯白便不堪一擊。首先是墨西哥，然後是泰國，韓國，菲律賓和印尼，工人所領到的最低工資比數年前「經濟奇跡」首度造福該國時還少。 （註三十七）
大家知道發生甚麼事嗎？無錯，那是亞洲金融風暴，歸根究柢，是資本自由化惹的禍（註三十八），跟自由貿易無關。作者卻將兩者混淆，其經濟學水平之低，又一例證。
或許，作者不是不懂，而是不信，甚麼供求理論、漏斗效應（trickle-down theory）等，在作者眼中，都是紙上談兵，不學也罷；她認為，要解釋資本主義，一條森林法則就夠了：
在甲米地，工廠外流的威脅如此真確，部份原因在於菲律賓的工資與中國相比仍然很高。事實上，每個人的薪資與中國相比都算高。但是，關於這點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最惡劣的工資騙局就發生在中國境內。 （註三十九）
事實勝於雄辯。作者對中國的評價，一如之前的微軟、百視達、巴諾書店等，完全經不起時間考驗。打從二零零四年起，中國各地陸續出現民工荒，老闆若不加薪，或改善工作環境，員工在春節後就會一去不回。Harney說：
中國的經濟擴張也讓勞工有更多選擇。一胎化政策以及對勞工供應量的限制，都助長了這股趨勢。 （註四十）
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時，東莞的街道上掛滿了工廠徵人的彩色布條。工廠負責人開始提供額外福利──籃球場，網吧，更多空調──以吸引及留住員工。惠州市一家玩具工廠甚至在頂樓蓋了一座溜冰場，裡頭有旋轉式的Disco燈光及震耳欲聾的舞曲。二零零五年四月，許多工廠在清明節放一天假，讓員工祭祖。清明節在中國是個大節日，但在過去，工廠往往不放假。 （註四十一）
一位深圳的台商工廠負責人說：「十年前，工人來到你的工廠，他們開口問的第一件事是：『加不加班？』如果加班，他們就會想要這份工作。現在，他們也會問：『加不加班？』如果加班，他們就會說：『好，那我不想在你這裡工作。』」雖然前一年的工資已提高了三成七，但他的工人仍然都跑到有空調設備的工廠去了。 （註四十二）
對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工廠來說，如今每年勞工流動率普遍高達三成。 （註四十三）
風水輪流轉，在勞資雙方中一直占上風的資方，現在讓位給勞方，這趨勢還只是初露端倪，但已無法逆轉。 （註四十四）
中國生產成本上升，沒有嚇怕外資？當然有，但只是小部份，其餘都選擇留低，因為成本以外，中國還有其他吸引之處，包括基建完善、市場龐大、政局穩定、勞工質素高，法制相對健全等（拿這些條件跟菲律賓比較，就會高下立見），加起來，抵消了額外的成本，而員工亦能受惠，可以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
再一次，有得揀，你就係老闆，就連社會最低層的民工，一樣可以靠自己努力，改善生活，其堅毅的精神，絕對值得我們尊重。唯獨某些左派，常以貶低他人來抬高自己，甚至自比上帝，打救世人。舉個例，深圳富士康早前發生連環跳樓事件，梁文道如此說：
我還聽說有人不值那些年輕工人的「短視」，說他們大可東家不打打西家，何必尋死。這也令我相當吃驚，畢竟這個國家人人都唸過點馬克思，知道個體和結構的分別吧。不是個別工人，而是一整個階級。如果你把自由理解為個體的事，你甚至可以說工人還有選擇甚麼工都不幹然後餓死的自由呢。 （註四十五）
真難想像，大名鼎鼎的梁文道，竟會如此無知！但凡有留意中國新聞，都會知道民工荒是甚麼一回事。現在不是八九十年代，工人除了「餓死的自由」，還有轉工的自由，這是實實在在的自由，而非寫在憲法上，用來騙人的自由，即使經歷金融海嘯，中國出口短暫受挫，但好快就恢復過來，民工荒又再次出現，令老闆大出血。如此明顯的事實，梁生也不知道，就枉為文人了。唯一解釋，是文人多大話，梁生是大文人，自然要講一個天大的大話，才襯得起他的身份。
雖則大話不可信，但現時反智當道、民粹橫行，再荒謬的大話，只要是針對有錢人，也有人信。而愈多人信，社會就愈民粹，形成惡性循環，最後觸發「階級鬥爭」，一拍兩散。像富士康，因其管理模式而受盡指責，唯有加薪以息民憤，月薪由千二元加到最高二千元，每日加班又不多於三小時，驟眼看，左派似乎大獲全勝，其實是好心做壞事。富士康在加薪後，隨即決定於三年內，新增一百萬個機械人，用以取代人手，尤其是最刻板、最骯髒、最累人的工作。（註四十六）
工都無得做，又何來「剝削」呢？左派應該開香檳慶祝吧！
當然，一隻手掌拍不響，仇富風氣盛行，老闆也有責任，但講到定義，左右有不同看法。左派認為，甚麼都是老闆的責任，就連政府職責，例如扶貧，也是老闆的份內事。如此一來，等於否定政府的存在價值，這才是最極端的「市場原教旨」。
我一向主張「上帝歸上帝，凱撒歸凱撒」，老闆請人，按市價資薪，若不夠生活，則由政府補貼；後者也有監管之責，必要時，甚至可以干預市場。「必要」與否，取決於交易費用：如果市場可以自我調節，政府最好不要出手，萬一調節需時（例如東歐的市場改革），或代價太大（例如大蕭條），適量干預也是無可厚非。
舉個例。有位四川民工叫鄧文平，九十年代到惠州的「麗雅寶石廠」打工，從事珠寶切割，因為學歷不高，對風險一無所知，老闆亦無提供適當的安全設備，結果他患了矽肺病，死了。（註四十七）這個個案，正好說明市場的不足和政府的責任。
理論上，市場會自我調節，愈厭惡的工作，愈少人做，老闆為了請人，唯有改善工作環境，並以高薪招徠，加上機械輔助，令厭惡程度遞減，直至市場把這些工作完全淘汰（或淨化）為止。不過，這個過程需要時間，快則十幾年，慢則幾十年，期間可能會死好多人。所以，政府有責任制定職安守則，並提供誘因，鼓勵企業遵守，以減輕市場調節的「陣痛」。
職安守則的好處是所費有限，且多不屬經常開支，保障員工之餘，又不會對市場有太大影響。正如Harney所見：
防火設施是其中一件沒有爭議，工廠樂意改善的事，因此你會發現，可怕的火災愈來愈少，死亡人數也比一九九零年代初期及之前少得多了。 （註四十八）
可惜，政府無做好本份，修改法例，使之與時並進，令奸商有機可乘：
直到二零零六年四月，中國政府才想到要將隱瞞工作事故列為非法行為，而且將近一年後才正式宣佈，隱瞞工作事故的官員會依濫用職權或怠忽職守等罪名移送法辦。
不可思議的是，新法竟然沒有任何條文指出，管理者若未能提供安全設備，職業教育或其他培訓以幫助長期暴露在危險環境中的員工，也要移送法辦。（註四十九）
老闆刻薄，政府卸膊，令員工得不到應有保障，社會輿論即可填補空缺，代為監察，其中左派使命感重，監察尤其落力，有時難免過火，提出不設實際的要求，故需要右派制衡（反之亦然）。我相信，當左中右各司其職，政府與市場各展所長，好多問題，包括血汗工廠、童工等，都可以慢慢解決，令社會逐步走向文明。
結論
《No Logo》是一本奇書，內裡充斥作者的各種奇思異想，令人發笑。雖然作者旁徵博引，幾乎每一段都例子說明，或以引文佐證，足見作者學識之高，非常人能及。但有學識不等於有見識，你看「別無選擇」的例子，十之八九，都只得幾年貨仔，轉眼成空。作者若把眼界放遠一點，就會明白世上沒有永恆的霸權，微軟如是，蘋果亦如是，終有一日會被人取代。
作者反對品牌，不遺餘力。她不知道，品牌是資本主義的潤滑劑，有助減低訊息費用，即使有過，也是功大於過。假如沒有品牌，企業信譽、產品質素、售後服務等，也就無從稽考，消費者要試過先知，但人生苦短，試得幾多次呢？另一方面，建立一個品牌需要好多年，但毀掉一個品牌，只需一瞬間，企業自然珍而重之，不會亂來，以免葬送得來不易的老字號。
綜觀全書，以第一章最有價值，讓我學到不少新知識，第二、三章見慣見熟，無甚新意，第四章跟香港社運有不少共通之處，值得參考。此書夠份量（以頁數計），也有料到（以例子計），但說是「社運聖經」，則過譽了。Wolf評得最中肯：
Naomi Klein的《No Logo》一書並沒有給關於全球化問題討論增加任何新見解，但在心理震撼上，這卻是一本傑作，因為作者成功地將西方世界富足的年輕人的不滿和負罪感與第三世界窮人的苦難結合起來。 （註五十）
最後，作者在金融海嘯前出了《休克主義》（連續兩次揀錯timing出書），又是「轟動一時」。我買了，或許不久將來，我又會跟她多上一課呢。
註1： Naomi Klein：《No Logo》，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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