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主義大論爭


這場著名的爭論是由奧國學派的第三代掌門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在上世紀20年代發起的。他認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由於缺乏足夠的市場訊息,很難作出正確的成本計算,所以注定失敗。其後,米塞斯的得意門生海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 1899-1992)在1944年出版《通往奴役之路》這本驚世鉅著,指出社會主義在本質上與其他形形色色的集體主義如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等是同出一轍的,最終會把人類引往被奴役之地。

另一方面,以波蘭旅美經濟學家蘭格(Oskar Lange, 1904-1965)為首的「社會主義同情派」作出反擊。他們雖然也承認市場經濟在效率方面較為優勝,但對於米塞斯所提出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亡論」卻不表認同,認為只要將市場經濟的運作模式—價格機制(Price Mechanism)—融入計劃經濟之中,便能產生效率與平等兼備的社會主義制度,此即所謂「競爭的社會主義」(Competitive Socialism)。這兩個學派各執一詞,互相攻擊,鬥得難分難解。

與此同時,1929年的美國華爾街股災所觸發的全球性經濟大恐慌,直接導致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的干預主義—介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的抬頭。凱恩斯在其《通論》中指出經濟衰退是內部需求不足所致,所以政府應該推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增加有效需求與產出,藉此令經濟谷底反彈。在全球性經濟大衰退的陰影下,凱恩斯主義被不少人視為靈丹妙藥,能夠挽狂瀾於既倒,甚至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也以凱恩斯主義為基礎,推行「新政」,大幅增加政府的開支以刺激經濟,「成功」令美國起死回生,也令凱恩斯主義成為一時的顯學。

但好景不常,踏入70年代後,干預主義的種種弊病逐漸浮現出來,當中以「滯脹」(stagflation)—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與通貨膨脹同時出現的現象—最令凱恩斯主義者尷尬不已(根據凱恩斯的理論,這個現象是不可能出現的)。由於政府對此無能為力,不禁令人對「有形之手」主導經濟產生懷疑。另一方面,隨著全球社會主義陣營在1988至1991年間的極迅崩潰,市場經濟學說戲劇性地取得最後勝利,並為持續接近一個世紀的主義大論爭劃上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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