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於「建國」後的知識份子政策


早在「建國」前,中共已明確表示對知識份子的重視,毛澤東在<大量吸收知識份子>的這篇文章中強調「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鬥爭中,共產黨 必須善於吸收知識份子……沒有知識份子的參加,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建議各級黨幹部要「吸收大批革命知識份子參加黨、參加軍隊、參加政府工 作。」(註一)「建國」後,中共面對嚴重的人才短缺問題。中共理論家艾思奇曾說:「今天不是人才太多,恰恰相反,而 是感覺太少了。我們的教育機關,積極教育培養,仍然供不應求。」(詿二)有鑑於此,毛澤東多次在各種場合發表對知識份子重視的言論以吸納他們進入新政府工 作,例如1956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議上說:「現在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無知的命,沒有他們(知識份子)是不行的……現在打仗,飛機要飛到一 萬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過去騎著馬了,沒有高級知識份子是不行的。」(註三)其後又說:「中國這個知識份子吃得開,不是說過他們是我們民族的財富 嗎?的確是。你哪一樣都是缺不了他,沒有他,不能開學校,教授離不了他,中小學教員離不了他,辦報紙要新聞記者,唱戲要有演員,要有科學家、工程師、技術 員。」(註四)

在這個背景下,中共對知識份子的政策在1949至1957年這段期間基本上是較為寬容的,不但容許知識份子繼續擔任原來的工作,又為一些失業的知識 份子提供足夠的基本生活照顧。同時,中共明白若能得到有名望或社會號召力的知識份子的支持,對鞏固其政權的有很大的幫助,故想盡辦法拉攏他們。例如民主同 盟的羅隆基投奔中共以後,只是一個人生活,卻享受四級幹部的部長級待遇,一個秘書、一個廚師、一個司機、一個護士、一個保姆、兩個警衛,外加一部汽車以及 前北大校長的私人四合院住宅一棟。(註五)

然而,中共此舉只是權宜之計,心底裡並不真正信任知識份子,於是派黨員進駐各個單位,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而一切工作的最後決定權亦掌握在這些黨員手上。例如中共在各大學的圖書館館長以外另設館長助理一職,由黨員擔任,任何政策須得館長助理同意始能執行。

常言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為什麼中共會反其道而行呢?當中原因,真是說來話長。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知識份子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 物。在原始社會裡,每個人都必須從事生活資料的勞動的時候,沒有所謂知識份子。只有當原始公社崩潰,奴隸社會出現後,生產力有了一定的發展,社會開始有了 若干剩餘產品,文字也漸漸出現, 在這情況下,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開始分工,知識份子遂應運而生。(註六)換言之,知識份子是人類社會出現了階級以及體力勞動分化的產物,他們沒有自己的經 濟基礎,不能成為一個 獨立存在的階級,而必須以知識為生活手段,依附奴隸主統治階級而生存。他們為隸主階級的利益服務,在意識型態領域中通過思想文化的工作,去維護奴隸主階級 專政制度。(註七)所以毛澤東認為「知識份子……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不是所有 這些知識份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份,到了革命的緊要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採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註八)

如此「解釋」,恐怕一般人難以理解,其實關鍵在於產權制度。張五常教授指出,私產「認錢不認人」,共產則「認人不認錢」。在私有產權的制度下,產權 是物主所有,除個人名譽也是「資產」外,言論是不可能捐害他人的資產收入的。比方說,我是一介草民,聲譽一文不值,但擁有一間房子,總算安居樂業,那麼就 算別人 對我惡評如潮,也不會令我無家可歸,我也就不會太上心了。但在共產政權下,我是一名幹部,沒有私產,卻有可獲得收入的特權,你的批評可能會令我 飯碗不保,我為了自保,一定會先發制人,迫你封嘴。就算你不是指名道姓地攻擊我,但你的言論若損害了黨的威信,我的收入遲早也會受到影響,即所謂「唇亡齒 寒」,我也不會袖手旁觀。(註九)

是的,中共害怕言論,那麼誰人的言論最「可怕」呢?應該是知識份子吧,難怪中共要對他們進行「思想改造」,使之甘心成為「革命的螺絲釘」,永遠效忠 於黨。 而所謂思想改造,根據中共的解釋是:「指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人,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經常自覺地進行思想鬥爭等方法,拋棄資產階級思想,樹立工人階級思 想、共產主義思想。」(註十)簡言之,就是要統一思想。為了達到以上目的,毛澤東在 1950年至1952年推行思想改造運動,方法與1942年的延安整風大致相同,即分組學習文件、對小組成員進行審查及自我批評。然而,中共在這時期對知 識份子的思想鬥爭尚不算嚴厲,僅少數人真正遭殃。以高等學校為例,除2%的人過不了關外,13%的人受到反覆批評,10%到25%的人受到「適當批評」 (可能是指一兩次口頭批評),其餘絕大多數人只要自我檢討便輕鬆過關。(註十一)

但好景不常,發生於1953年8月的梁漱溟事件卻顯露出中共特別是「毛澤東(本人)『聽取意見』的雅量有其限度,他聽到逆耳忠言後,不一定能控制自 己的情緒,而他情緒激動時的一言一行,很容易把理應『民主說理』的埸合,變成『鳴鼓而攻之』的批判大會。」(註十二)雖然中共對梁漱溟的批判只是偶發性事 件,但它卻是中共對知識份子由溫和的改造轉到嚴厲的鎮壓的一個轉捩點。

梁漱溟事件之後,中共考慮到之前推行的思想改造運動並不能有效令知識份子「拋棄資產階級思想,樹立工人階級思想、共產主義思想」,遂認定他們的思想 「反動」透頂,有需要對這些知識份子殺一儆百,令他們明白到「順黨者昌,逆黨者亡」的道理。正如學者陳永發所說:「在毛澤東看來,整個工作(思想改造運 動),流於形式,如果沒有像延安整風一樣有個王實味一樣的典型人物,可以具體說明什麼是資產階級思想,則文藝宣傳工作所起的作用不大,而思想戰線上的階級 鬥爭也不可能轟轟烈烈。」(註十三)在這情況下,著名的《紅樓夢》學者俞平伯便首先成為上述的鬥爭對象。毛澤東認為俞平伯關於《紅樓夢》的研究是反映西方 資本主義的思想,因此,毛澤東在1954年10月16日<寫給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說:「俞平伯的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份 子……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註十四)然而,我們若細心研究這段歷史,可以發覺毛澤東發動對俞平的鬥爭只是為日後批判 胡適鋪路罷了。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提倡民主和科學,其主張一向為中共所不容。而俞平伯是胡適的學生,毛澤東認為只要俞平伯承認其研究是屬於「資產階級的唯心 論」,他對胡適的批判便顯得合情合理。事實上,當俞平伯在中共的壓力下終於同意發表自我檢討後,中共的矛頭便立即轉為指向胡適,一場針對他的清除「資本主 義」思想的批判運動就這樣轟轟烈烈地展開,而且歷時長達一年之久。但這場運動在進入1955年後便被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取而代之,究其原因,是 「胡適和俞平伯都是黨外人物,胡適個人更遠在太平洋彼岸。把批評的利箭對準他們,顯得有點虛幻不實,需要在黨內另找一個典型人物,以為箭靶。否則,中共仍 難以達到清除所謂資產階級思想的政治目標。」(註十五)而胡風就不幸地成為以上的「箭靶」。

胡風在建國前是一個擁有日本共產黨黨藉的中共同路人,在左翼文壇有相當的威望。但他卻在三、四十年代與當時中共文藝黨官發生過爭執。故此在建國後, 胡風遂被中共視為「問題份子」。不過,中共此時並 不否定胡風是同志。直至1954年初春開始,胡風以3個月時間寫成了一篇長達30萬言的「諫書」,批評中共的文藝理論和政策,認為 中共要求作家在創作時要附合共產黨世界觀、同工農兵結合、改造思想、發揚民族形式、寫重要題材的五個原則,乃是加在作家頭上的「五把刀子」,(註十六)結 果令文藝創作大為窒息。胡風上述的極端「反動」言論又怎能為毛澤東所容忍呢?在最高領袖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宣傳部於1955年1月正式展開對胡風的批判運 動。而中共文藝領導人又鼓勵和胡風關係密切的作家舒蕪提供他和胡風來往的私人書信。結果,舒蕪把49年前胡風寄給他的信公開。毛澤東於是拫據上述材料將胡 風及有關人等定為「反黨集團」,指責他們「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 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註十七)

為了阻止「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篡黨陰謀」,中共在各大城市展開大規模的搜捕行動,「結果多達3,000餘人被殃及。經過別審查之後,逮捕92人, 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最後定案時,有78人被誣為胡風反黨集團成員,其中包括黨32人。」(註十八)然而,事情並未就此結束,當胡風被捕後,中共 隨即於1955年7月至57年10月展開「肅清反革命份子運動」,以打擊「暗藏在人民內部」的反革命份子,最後「查出」總數達16萬的「反革命份子」,當 中以中下級知識份子佔多數。雖然「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及其餘波牽連甚廣,但對知識份子來說,真正的惡夢還在後頭。

1956年1月,周恩來作出<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針對黨過去對知識份子「使用不合、編排不當、信任不專、支持不夠、工作條件不 好、待遇不適當」(註十九)的問題,建議黨日後要充份發揮知識份子的力量以建設祖國。這份報告令知識份子對中共再次產生憧景,他們相信寒冬已經過去,春天 快要來臨。因此,當毛澤東在1957年推行「鳴於運動」,要求知識份子協助中共進行整風,他們便認為這是「大顯身手」的好機會(縱然他們在運動初期還是戰 戰競競),於是將過去對中共的不滿盡吐而出。怎料他們的言論越趨激烈,部份甚至公然挑戰黨的領導權威。這令毛澤東意識到有需要對這些「大毒草」進行鎮壓以 確保其「紅色江山」永不變色。於是他在同年5月15日發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給黨內幹部傳閱,表示現在是時侯對那些右派份子進行反擊,於 是黨中央在6月18日正式展開「反右運動」。

根據學者丁抒的估計,「在那場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遠為酷烈的運動中,約一百五十萬人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份子』、『極右份子』、『反社會主義份 子』、『壞份子』的『帽子』,……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識份子。」(詿二十)從此以後,這些被劃為「右派」的知識份子遂成為「新中國」的「賤民」,他們 「除極少數人外,二十餘年來不是剝奪了全部工資,也是降了幾級,絕大多數人是家徒四壁,一貧如洗。」(詿二十一)而那些能在「反右運動」中倖免於難的知識 份 子,在「經一事,長一智」後,再也不敢對現政權作任何批評了,而中國亦因此而變成「無聲的中國」,令毛澤東「獲得了歷代中國的統治者從未得到過的自 由,得以放手按照他的意志去改造中國;用他的說話,可以在中國這『一張白紙』上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了。」(註二十二)而他送給中國人民的第一件作品乃導 致三千五百萬人餓死的「大躍進運動」。他的第二件作品則是令億萬中國人陷入萬劫不復之地的「文化大革命」。「偉大」領袖,莫過於此!

註腳:
1. 毛澤東:<大量吸收知識份子>(1939年12月1日)載《毛澤東選集》卷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頁581。
2. 艾思奇:《論思想改造問題》(北京,學習雜誌社,1951),頁75。
3.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份子問題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月24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香港:新亞書店,1976),頁34。
4.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0月13日)載同上書,頁131。
5. 葉永烈:《沉重的195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2-3。
6. 林增平:<知識份子與中國歷史發展>載《新華文摘》(北京:1984年6月),頁205。
7. 玄默:《中共對知識份子的統戰與迫害》(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9),頁2。
8.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40年12月)載《毛澤東選集》卷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頁604-605。
9. 張五常:《再論中國》(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頁232-233。
10.《新知識詞典》,(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8),頁1006。
11.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台北:聯經,1998),頁652。
12. 同上,頁653-654。
13. 同上,頁654。
14. 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1954年10月16日)載《毛澤東選集》卷五(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135。
15.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台北:聯經,1998),頁657。
16. 張家敏:《建國以來》上冊(香港:香港政策研究所,1997),頁189。
17. 毛澤東:<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1955年5月、6月)載《毛澤東選集》卷五(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163。
18.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台北:聯經,1998),頁659。
19. 周恩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報告>載《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頁158-189。
20. 丁抒:《陽謀》(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1995),頁17。
21. 同上,頁13。
22. 同上,頁36。

後記:

這篇文章是我其中一篇大學論文的其中一部份。畢業後,我對為數達十多篇的論文一直不知道應該怎樣處理,現在想到了,可以將之改寫,或修訂,然後貼在這裡,讓它們重見天日之餘,亦能公諸同好,可謂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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