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殺了古典音樂(長版)


Norman Lebrecht這位仁兄,是古典樂壇的「狗仔隊」,專揭音樂家的私隱,行內臭名遠播。雖然人緣差,樹敵又多,但大家都承認,Lebrecht的大作皆有可讀之處,特別是《誰殺了古典音樂》,Lebrecht由「狗仔隊」化身為「驗屍官」,抽絲剝繭,給讀者解釋古典音樂的「死因」,趣味盎然。「兇手」是誰?Lebrecht把矛頭直指邪惡的經理人和貪婪的音樂家,還有好心做壞事的政府,是他們合謀把古典音樂「害死」的。

討論案情前,讓我先交代一下背景,方便讀者了解「兇案」的來龍去脈。

現在,大家都聽流行曲,朋友圈裡,誰敢講自己鐘意聽古典音樂,要冒上絕交的風險,這份勇氣,等同「出櫃」。但在一百年前,古典音樂才是主流,有價有市,史上第一個靠古典音樂在市場上賺大錢的,是小提琴鬼才Paganini。有一次,牛津請他去表演,他開價一千英磅,牛津嫌貴,還價,他二話不說,把價錢由「磅」提升到「基尼」,當時,一基尼等於二點一磅!

Paganini開了個頭,後人相繼仿傚。作曲家和演奏家的角色本來是二合一的,現在正式分離;前者專心作曲,靠版稅過活,後者專心演奏,靠賣門票賺錢,古典音樂全面市場化。到了二十世紀初,因為唱片普及,音樂可以大量複製,薄利多銷,音樂家多了一條財路,生活更有保障,而大師更加賺到盤滿砵滿,像男高音Caruso,一晚的收入足夠一個普通人食過世。Lebrecht認為,古典音樂發展至此,要面有面,要錢有錢,真係威過威士忌。

不過,針無兩頭利,唱片有助推廣藝術,同時也創造了一個大眾市場,流行曲應運而生,跟古典音樂搶生意。當時無人估到,形勢竟然逆轉得這麼快。古典音樂曲高和寡,成本又高,奏一首交響曲,要請一隊百人大樂隊,上演華格納《指環》般的巨製,更得付上天文數字的代價,相比流行曲本小利大,自然好蝕底。二戰前,古典音樂已經由主流退居二線,但爛船尚有三斤釘,魅力猶在,加上市場會自我調節,只要音樂家肯放下身段,面對現實,供求之間總會重新找到平衡。但正如Murphy’s Law所言:「會出錯的地方,總會出錯。」這個平衡,到今日也找不到。

問題出在那裡呢?Lebrecht指出,二戰後發生了一件事,擾亂了市場的調節功能,令古典音樂無法轉型。話說歐洲各國為了重振聲威,大手筆資助藝術,一張張空白支票開給了各大樂團及歌劇院,例如一九六二年,英國給歌劇院的資助,是按去年票房收入的八成七來釐定,即上演愈多,資助愈多。肥肉當前,會有甚麼後果?「這樣寬鬆的條件,使經營歌劇院就像把孩子丟進糖果店一樣,一個精明的經理人或音樂總監可以盡情去抓他想要的糖果,只要他的胃能消化得下。」經濟學上,這些人大有名堂,叫「尋租者」(rent seeker)。Lebrecht特別點名提及大指揮家卡拉揚:

「他許多唱片都是由支領公家薪水的柏林愛樂在排練時錄製,或在薩爾茲堡音樂節期間由奧地利政府付鈔……西柏林政府承擔了大部份卡拉揚樂團海外巡演的費用,原本希望他為這個孤立的城市扮演外交大使的角色,卡拉揚則狠狠地剝削了政府的這一點純真。他向政府虛報隨行人數、誇大在別國電視台播放節目的錄製費用。」

卡拉揚或許私德有損,但始終是大師,藝術成就不容置疑,給他多一點錢,勉強說得過去。問題是,經理人公司旗下的藝人良莠不齊,你想請大師表演?可以,但要硬食一塊豬頭骨,而價錢相若,all or nothing。結果,政府給樂團及歌劇院的資助,大部份都跑到經理人公司的口袋裡。Lebrecht說:

「如果天價只存在於一兩個大師,例如托斯卡尼尼、海費茲和荷洛維茲等,那麼樂團還頂得住。但魏爾福(按:Lebrecht眼中的邪惡經理人)卻把這種不切實際的天價弄成普遍的標準,結果把樂團送上了絞刑台。如果樂團想要高朋滿座,只好高薪禮聘大師助陣,但單靠門票收益,根本負擔不來。樂團的虧損又無法從其他低成本的演出收回,因為這類演出鮮有好票房,即使偶有錢賺,到了下一樂季,那些菜鳥又搖身成高價巨星,令樂團吃不消,如是者惡性循環。」

經濟好當然無問題,但就算經濟衰退,大牌明星的酬勞也是有增無減,例如八七股災後的五年間,Covent Garden的藝人照樣豬籠入水,收入翻了兩番,而同期的通脹率只有三成!因為經理人公司已經控制了市場,即使叫價再高,最後總會有人埋單。冤大頭是誰?無錯,是政府,即納稅人,還有唱片公司和表演機構,Lebrecht認為,後二者才是古典音樂的致命傷。

說過了,唱片普及後,流行曲獨領風騷,古典音樂只能靠邊站,市場占有率由五十年代的百份之廿五,降到了七十年代的百份之五。八十年代出現小陽春,全拜CD所賜,大大刺激消費,唱片業的零售額漲了一倍,其中一成屬於古典音樂,二十年來首次重回雙位數字的份額。但去到九十年代又打回原形,剩下那可憐的百份之五。Lebrecht引述樂評人Roland Gelatt的回憶:「我記得有一次參加CBS的業務會議,輪到古典部報告時,全場一片噓聲!」

事到如今,世人終於醒覺,即使天時地利人和通通有齊,古典唱片也只能收支平衡,若以十年期計算,則多數唱片也要蝕錢。唱片公司為了輸少當贏,減少灌錄經典名曲,例如貝多芬的九大交響曲,因為珠玉在前,市場再也容不下新版本,前衛音樂更加可免則免。取而代之,是不斷翻炒舊錄音,或力捧甚麼神童超新星,貪平,十個捧紅一個都夠回本了。

音樂廳或歌劇院的情況剛剛相反,只上演熱門曲目,Lebrecht說:「由疲累不堪的演奏家演出老掉牙的曲目。不是帕爾曼生平第一千次拉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就是卡瑞拉斯在Mario Lanza七十五歲冥誕演唱他的歌曲。」而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會歌劇院,在James Levin領導下的劇目,有三分一是「普契尼之夜」。無錯,票房是有保證,但長此下去,古典樂壇只會變成一潭死水,靜待歸西。

如果時間可以倒流,鐘擺回到半世紀前,政府忍手不向音樂界大開水喉,或只提供有限資助,那麼經理人公司和大牌明星就不會乘機獅子開大口,損人自肥;表演機構的財政壓力得以舒緩,票價可以下調,吸引更多年輕人聽音樂會。唱片公司也不用擔心年年蝕錢,可以放膽投資一些冷門曲目,提攜新人。市場正常發展,沒有泡沫,就算風光不再,也不會像現在,半死不活。

不過,凡事總有例外。Lebrecht非常欣賞Naxos這個獨立品牌。我們香港人都應該自豪,因為Naxos是在香港成立,在國際揚威的古典唱片公司。老闆Klaus Heymann在八十年代乘東歐變色之際,到當地找不知名但有實力的樂團及獨奏家合作,推出價廉物美的唱片。由於成本平,拉上補下,再冷門的作品都有錢賺,頂多笑蝕。Lebrecht認為,Naxos是唱片界的清泉,當大廠對前衛音樂敬而遠之,怕虧本,唯獨Naxos勇字當頭,雖千萬人,吾往矣。

Lebrecht的觀點,令我想起另一本書《為甚麼藝術家那麼窮》,作者Hans Abbing同樣認為,政府資助藝術,原意是好,結果卻適得其反,令藝術家更難謀生,最後淪為救濟下的貧民。海耶克所講的unintended consequences,竟然不約而同出現在兩本討論藝術生態的書裡,不正正表明經濟規律無遠弗屆,就連一向自鳴清高的藝術家也難以幸免嗎?

後記一
本文並非書評,而是精讀,有點像《讀者文摘》當年推出的世界名著濃縮版,幫讀者在閱讀原著前,先來一個熱身。

為何捨書評而取精讀?一來,此書最好的書評,已由楊忠衡先生執筆,作為代序刊於中文版內,內容一百分,無得彈。我又豈敢班門弄斧?

二來,此書人物繁多,情節複雜,楊先生說得比較隱晦:「鬆散中見條理,既連貫又即興。」我認為,是鬆散多於條理,即興多於連貫,如無適當導讀,一般讀者難以理解。所以我把全書撮要,重新舖排脈絡,把作者最重要的訊息,以最簡單直接的方式呈現出來。

後記二
流行曲是二十世紀的產物,全拜錄音所賜,以前只有世俗音樂(secular music),早於中世紀,已有類似今日的流行歌手,例如法國的「遊唱詩人」(Troubadour)和德國的「名歌手」(Meistergesang)等,主要唱情歌,也有諷刺時弊的,內容通俗,但不流行。

所謂古典音樂,廣義而言,有一千年歷史,專指內容複雜、技巧艱深、曲式繁多、富歷史面貌,具時代特色的音樂,最重要是一脈相承:由單音音樂到複音音樂,由歌曲到器樂曲,由神劇到歌劇,由協奏曲到交響曲,由有調性到無調性,都有一道演變的軌跡。

所以,古典音樂又名fine music,一如fine dining,重點是質素高低,而非時間長短。流行曲即使再流行,也只是流行曲,不會在幾百年後變成古典音樂。一如乾炒牛河,再好食,也難登大雅之堂。

原文刊於《閱刊》三月號。

誰殺了古典音樂(長版)” 有 6 則迴響

  1. 哦,我睇番果篇文先記得。呢篇係雞精文,不代表我認同作者立場,不過,就算我認同,嚴格黎講都係無打倒昨日的我。

    我上篇文講:「『與其說』有人謀殺古典音樂,『不如說』古典音樂是自然死亡」,即係話,我唔認為古典音樂死左(楊忠衡果篇書評,即中文版果篇代序,已經有講,古典音樂無死,死既某種形式既音樂產業,例如唱片),但就算死左,都係自然死亡「多於」被人謀殺。

    古典音樂最大問題係需求萎縮,而政府大開水喉所帶來既尋租問題(例如邪惡的經紀人和貪婪的大牌名星),最多只係加速古典音樂既衰落,呢一點,作者都明白,只係佢為左博出位,對人不對事,先會令讀者有「被人謀殺定係自然死亡」呢個誤會。

  2. 其實,我係贊成政府資助文化藝術(原因複雜,另文再談),只係手法問題,政府出手,目的應該係針對需求,而唔係維持供應,有demand就有supply,政府唔駛操心。但政府做法往往相反,結果帶來尋租問題,錢係使了,但於事無補。

    點解政府會咁做?因為針對supply既資助,可以係短時間內見到結果(包括來自藝術界既壓力團體遊說),可以向納稅人交代,反觀創造需求(例如培養國民對古典音樂既喜好),時間長,成效亦較難量度,政府捨難取易,亦係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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