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介紹Norman Lebrecht的《誰殺了古典音樂》，講政府資助如何扭曲市場，令經理人公司及大牌明星有機可乘，損人自肥，最後扼殺了古典音樂的生存空間。文末提及另一本書《為什麼藝術家那麼窮》，作者Hans Abbing認為，政府資助藝術，原意是好，結果卻適得其反，令藝術家更難謀生，最後淪為救濟下的貧民。
Abbing是荷蘭人，身兼兩職，一為視覺藝術家，行內頗有名堂，另一職講出來都無人信，竟然是教經濟！不是嗎？藝術家是感性動物，講心不講金，經濟學家相反，no money no talk，他們根本是兩個世界的人。難得Abbing頭腦清晰，又充滿好奇心，對藝術界的獨特生態懂得尋根究柢：點解十個藝術家，九個係窮鬼？而經濟學的訓練令他知道，答案離不開「供過於求，價格下降，反之亦然」這條千古不變的需求定律。
Abbing在書中一人分飾兩角，先從藝術家的身份出發，提出老調牙的立場，例如「藝術是神聖不可侵犯」、「藝術家都是無私奉獻」、「藝術創作應該不惜工本」、「政府有責任資助藝術」云云。但轉個頭，Abbing又化身為經濟學家，嚴謹推論，旁徵博引，把上述立場全部推翻。如此crossover式對話，構成此書最大的賣點。
回到主題，為什麼藝術家那麼窮？不一定，回顧歷史，藝術家也有過一段風光歲月，那是十九世紀以前的事了，因為當年有行會（guilds），類似今日的「卡特爾」，嚴控入行門檻，有時還負責定價，保障藝術家的收入。例如法國，皇家學院（Academie Royale）一直是壟斷企業，強迫所有畫家加入，同時規範「畫風」，由專人教授。到了十九世紀末，藝術界吹起了一股不羈的風，藝術家不願再受行會約束，喜歡特立獨行，入行人數直線上升。問題是，藝術界一如體育界，是贏家通吃，競爭異常激烈，一旦開放市場，競爭更趨白熱化，除非天賦異稟，平庸之輩根本難以生存。
為什麼是贏家通吃？Abbing解釋，藝術鑒賞牽涉高昂的訊息費用，一般人未必應付得來，所以大眾的注意力，永遠只會集中於少數的名家大師，一來省時便利，二來，朋友之間也較易有共同話題。
理論上，市場會自我調節，適者生存，供求好快會回復平衡。實情不然。雖然大家都知道，藝術創作是一將功成萬骨枯，但前仆後繼者，依然大有人在。點解？Abbing再次從訊息費用的角度解釋：「有無本事踢職業足球，十八歲前已經大大概概知道了，但同樣情況並不適用於藝術系學生，他們對自己的能力所知太少，容易高估自己，甚至盲目樂觀。」事實上，藝術創作一如釀酒，時間愈長愈香醇，所以藝術界不乏大器晚成的例子。萬事起頭難，搞藝術尤甚，但這個「起頭難」，不但沒有嚇怕後來者，反而加深了「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的迷思。
不過，市場始終是市場，即使訊息傳遞有誤，自我調節依然可以發揮作用。假設政府沒有補貼，藝術家要自負盈虧，抱負再大也要開飯，現實的考慮某程度上也限制了供應。比方說，藝術學院雖然有教無類，但你出身寒微，要供養父母，手停口停，有得揀，你想做「發三師」還是藝術家？就算年少無知，一頭栽進了藝術系，畢業後為了「錢途」，也可能會轉行，否則多數要兼職，幫補生計，但創作時間就會少了。
好可惜，市場僅餘的這個調節功能，也被好心做壞事的政府破壞了，例如荷蘭在一九四九年起，為視覺藝術家度身訂做了一項補貼計劃，即RKB，資金來自福利部而非文化部，但凡收入低過某一標準的藝術家，可以把作品賣給政府，再由後者借給有興趣的市民裝飾家居。難得政府豪爽，替藝術家封了蝕本大門，結果可想而知。據統計，參與RKB的人數由一九六零年的二百餘人，增加至一九八三年的三千八百人，而報讀藝術系的學生，跟同期的職訓學校入學率比較，高出六成以上！另一方面，那些業餘藝術家也可以減少、甚至放棄兼職，全情投入藝術創作，反正最後無人買，都有政府認頭，何樂而不為？
藝術鑑賞一向是小眾喜好，就算政府大開水喉，小眾依然是小眾，需求不會有大變，但供應不斷增加，後果只有一個：頂爛市！當然，名家大師可以繼續吊高來賣，反觀那些初出茅廬的，只好割價促銷，賤物鬥窮人。不要忘記，在荷蘭，市民甚至可以分毫不給，直接問政府借，如此一來，還有誰會花錢去市場買呢？
走筆至此，大家應該明白，藝術家之所以那麼窮，政府絕對責無旁貸。問題是，窮有甚麼不好？不是講笑，認真的，藝術界不是有「窮而後工」的講法嗎？況且，現代社會，物欲橫流，大眾品味愈來愈cheap，若無政府資助，精緻藝術恐怕早就被淘汰了。講到尾，社會不能沒有藝術家，寧濫勿缺！
Abbing的回應好精彩。首先，他認同資助的重要性，但過猶不及，太多資助，卻會令藝術界（尤其表演藝術）養成奢侈風氣，即所謂「成本病」。他舉了一個例子：「聖桑的歌劇《參孫與大利拉》在倫敦上演時，有一隊大型合唱團，成員都穿上昂貴的絲質戲服。有一次，飾演大利拉的女主角投訴她的戲服被合唱團比下去，主辦者於是將所有絲質戲服放入洗衣機糟蹋，讓女主角獨領風騷。」Abbing認為，問題不在於女主角的投訴是否合理，而是所謂的「補救措施」實在太荒唐。正常做法是另外買過一套廉價的戲服給合唱團穿，絲質戲服則留待其他場合使用。如果主辦者有多一點的成本概念，這些浪費完全可以避免。
無獨有偶，Lebrecht的《誰殺了古典音樂》也不乏「成本病」的記載，其中大指揮家卡拉揚最誇張：「他指揮《玫瑰騎士》時，用了一枝純銀造的玫瑰；《唐喬望尼》的香檳詠嘆調，結尾要摔破一隻杯，那是水晶造的，彩排亦然。」由於製作不惜工本，大牌明星又開天殺價，政府唯有繼續做冤大頭，但增加資助，又會令「成本病」惡化，像癌細胞漫延開去，惡性循環，沒完沒了。
至於寧濫勿缺，言下之意是先做大個pool，只要人夠多，天才就較容易出現，這是機會率問題，而政府資助是做大個pool的最直接方法。Abbing反問：以前沒有政府資助，藝術家又不及現在多，為何反而天才輩出？
事實上，有別於現代政府，舊時歐洲的統治者是直接「消費」藝術，例如教會請畫家為教堂粉飾，或貴族請音樂家表演娛賓，都是一買一賣。即便是資助，也有特定對象，其他人無份。不像今日政府，經常慷納稅人之慨，推出這樣那樣的補貼計劃，任人申請。如此無節制派錢，難免會擾亂市場秩序，出現海耶克所講的unintended consequences。
那麼，政府為何還要資助藝術？是因為無知，不了解濫發資助的後遺症？非也，實情是，政府根本不在乎成效。Abbing指出，自從政教分離後，宗教失去了神聖的光環，藝術剛好填補了這個空缺。政府給予資助，表面上是推廣文化，其實是要沾藝術的光，而這點光，會因為補貼的反效果而變得更加璀璨奪目：「輸家愈多，成功的藝術家就愈得人尊崇，因為他們是過五關、斬六將，證明有真本事，實至名歸，背後的支持者亦與有榮焉。」可憐那些輸家，成為政府的面子工程的犧牲者，又有誰同情呢？
綜觀全書，Abbing客觀論事，不帶半點主觀的價值判斷，集中分析資助能否達到預期效果，有無副作用或後遺症。雖然他有提到英美兩國的當代藝術，因為較少資助，比起歐洲各國，明顯更有生氣。但不代表政府應該完全撤消資助，尤其「成本病」深重的表演藝術界，若貿然關水喉，必會釀成嚴重的政治風波，代價太大，即使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也是得不嘗失。
Abbing無意斷人米路，只想透過講事實，擺道理，讓大家知道，縱有良好意願，若不得其法，也是枉然。這是經濟規律，任何人也改變不了。
後記：藝術鑑賞的訊息費用
Abbing指出，藝術鑑賞牽涉高昂的訊息費用，這個費用，在當代藝術尤其驚人，因為太抽象，莫說鑑賞，就連入門都不知從何入手，例如Yves Klein的Blue Monochrome（見附圖），整幅畫都是藍色，沒有其他，大家知道作者想表達甚麼嗎？
反觀傳統藝術，評論的標準較為客觀，訊息費用也較低，加上有行會限制供應，藝術家的收入有保障，不像現在，百分之一的藝術家賺了整個市場百分之九十九的收入。堅尼系數之高，應該破了世界紀錄。
原文刊於《閱刊》四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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