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順嫂談藝術之五:成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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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講過,政府補貼及私人捐助,令本來已經不得民心的現代藝術,更加走向極端。既然蝕本大門給封了,生活有了保障,藝術家也就樂得走上象牙塔,專心編織「皇帝的新衣」,其他人看不明或聽不懂?無所謂,最緊要他們自己happy,圍威喂,無閉翳。

難道社會不應該資助藝術嗎?「應不應該」是價值判斷,難免主觀,經濟學家一般不會深究,只會集中解釋前因後果,後果包括預期的,也有意想不到的。補貼令現代藝術脫離群眾,或許是預期之內,也有可能是意想不到,我不知道,但觸發「成本病」(cost disease)這個頑疾,則肯定是不幸。

顧名思義,所謂「成本病」,就是成本飆升,這個「病」最常見於表演藝術,其中以古典音樂的「病情」最為嚴重。點解?大家可能認為,藝術創作經歷千錘百鍊,成本高是正常,也是值得的,沒有甚麼好奇怪。但懂經濟的人不會這樣想。某商品價格高,不是因為成本高,剛剛相反,是大眾對該商品需求增加,間接令相關的生產成本上升。例如大陸近年大興土木,起高樓建大橋築水霸,建材價格因而水漲船高,經濟學上,這叫「引申需求」(derived demand)。問題是,今日社會反智當道,低俗橫行,大眾對精緻藝術不感興趣,需求持續不振,「成本病」又從何而來?  

解釋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些所見所聞。我記得二十年前,殿堂級鋼琴家Sviatoslav Richter大駕光臨,最高票價是五百元,我在圖書館見到音樂會的海報,「嘩」的一聲叫了出來,我無入場,一來太貴,那時余家貧,買不起,二來節目是臨場公佈,我怕是冷門作品,聽不懂,結果後悔到今日;一九九九年,Mikhail Pletnev首次訪港,最高票價只售一百八十元,平到笑,我買學生飛,半價,用九十元坐最佳位置,聽大師的演奏,感覺像中了六合彩;好了,輪到我們的郎朗,他前年在香港的獨奏會,大家估下最貴賣幾錢?盛惠一千二百八十大元!今年,郎朗跟港樂合作,沒有最貴,只有更貴,賣到一千九百八十大元;反觀Pletnev第四度訪港,最高票價也只及郎朗的三分一,只售六百八十元。如果票價反映演奏家的身價,我覺得郎朗不彈琴可以做賊,去搶!

上述數字代表甚麼?首先,古典音樂會票價的升幅遠遠拋離通脹,比流行音樂會更甚。其次,票價不能客觀反映演奏家的級數。假設康文署沒有厚此薄彼,維持一貫的資助比例,郎朗的「癲價」相比Pletnev的廉價完全違反了經濟學常識。要知道,不論級數或技藝,後者起碼高兩班,為何票價反而更便宜?又為何古典音樂曲高和寡,唱片乏人問津,音樂會及歌劇的票價卻可以愈賣愈貴,而且照樣賣過滿堂紅?說來話長了。

有古典樂壇狗仔隊之稱的Norman Lebrecht,在《誰殺了古典音樂》這本奇書中透露,上述現象其實由來已久,歸根究抵,是政府補貼的副作用。因為補貼來自公帑,即是太公分豬肉,名家大師(名家不一定是大師,大師也有隱姓埋名的)乘機吊高來賣。議價力不一定跟實力掛鉤,而是取決於經理人的牙力;開天殺價,落地還錢,就靠經理人的一張嘴,只要政府有budget,通常不會太斤斤計較,經理人要幾多,政府就給幾多,反正是納稅人的錢,毫爽是有道理的。

經理人的牙力又怎麼來呢?那就要看其專屬的明星陣容有多強,陣容愈鼎盛,牙力就愈,例如Arthur Judson和Ronald Wilford這類「金牌經理人」,幾乎控制了那時最出名的音樂家,當然,還有大量新秀。你想請大師表演?可以,但要硬食一塊豬頭骨,而價錢相若,all or nothing。就是這班人,把不設實際的天價弄成普遍的標準,賺到盡。經濟好當然無問題,但就算經濟衰退,大牌明星的酬勞也是有增無減,例如八七股災後的五年間,Covent Garden的藝人照樣豬籠入水,收入翻了兩番,而同期的通脹率只有三成!因為經理人公司已經壟斷了市場,即使叫價再高,最後總會有人埋單。冤大頭是誰?就是最易騙的納稅人了!

天價的酬金固然是「成本病」的根源,背後還有很多欺詐和不必要的浪費。例如指揮皇帝卡拉揚,他的唱片都是由政府出糧的柏林愛樂在排練時錄製,或在薩爾茲堡音樂節期間由奧地利政府付鈔。卡拉揚每次出外巡演,西德政府都承擔了大部份費用,原意是推廣藝術,這位指揮卻利用政府的善心,虛報隨行人數、誇大在別國電視台播放節目的錄製費用,務求賺盡一分一毫。

至於浪費,音樂會還是小兒科,歌劇的製作才最誇張,花錢像倒水一樣,例如卡拉揚指揮《玫瑰騎士》時,用了一枝純銀造的玫瑰;《唐喬望尼》的香檳詠嘆調,結尾要摔破一隻杯,那是水晶造的,彩排亦然!

類似事件還有很多。Hans Abbing在《為甚麼藝術家那麼窮》中記載了一件荒唐透頂的浪費事件。話說聖桑的歌劇《參孫與大利拉》在倫敦上演時,有一隊大型合唱團,成員都穿上昂貴的絲質戲服。但飾演大利拉的女主角投訴她的戲服被合唱團比下去,主辦者於是將所有絲質戲服放入洗衣機糟蹋,讓女主角獨領風騷。」Abbing認為,問題不在於女主角的投訴是否合理,而是所謂的「補救措施」實在太不可思議。正常做法是另外買過一套廉價的戲服給合唱團穿,絲質戲服則留待其他場合使用。

由於製作不惜工本,大牌明星又開天殺價,納稅人及善長唯有繼續做冤大頭,但加碼又會令「成本病」惡化,像癌細胞漫延開去,惡性循環,沒完沒了。但補貼始終有限,增加了的成本,多多少少都要轉嫁消費者,票價因而屢創新高,為何還可以滿座呢?

好簡單,古典音樂雖然曲高和寡,但這個「寡」,要塞滿幾千人的音樂廳或歌劇院(前題是熱門曲目或戲碼),還是綽綽有餘。加上聽古典音樂的人不少是專業人士,收入較高,一千幾百一張門票,他們付得起。所以加價的結果,只是部份中產樂迷被拒門外(基層人士和學生有優惠,只要肯花時間排隊及不介意座位欠佳,還是可以入場),對入座率沒有太大影響。經理人就是看準這一點,把旗下的音樂家包裝成流行明星,手法之一,是安排他們跟流行歌手玩crossover,以增加曝光率(這方面,郎朗和李雲迪都好在行),賣外表多於賣內涵,這解釋了為甚麼郎朗的票價會比Pletnev高出這麼多。

原文刊於《全民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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