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順嫂談藝術之六:一比九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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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時尚雜誌《Complex》前年發表了一項調查,名為「全球最富有的十五位當代藝術家」,排第一是Damien Hirst,身家高達十億美元!排最尾的Georg Baselitz也有二千五百萬美元,以港幣計算,他們都是億萬富豪,賣一幅畫的價錢,隨時多過你打一世工!當然,他們只是極少數,絕大部份視覺藝術家都是寂寂無名,作品生前賣不到錢,死後也不值錢,拍賣場上九成九的收入,被百分之一的幸運兒瓜分。左派經常說的「一比九十九」,大家都以為是資本主義的專利?錯了,高尚的藝術界一樣貧富懸殊,點解呢?

前文提過的Hans Abbing,他是荷蘭著名視覺藝術家,創作之餘,也在大學教經濟,大家無看錯,真的是教經濟,還要是高舉自由市場,真係講出來都無人信!他的大作《為甚麼藝術家那麼窮》,就是用經濟學的角度,解釋藝術界的「一比九十九」現象,而答案離不開「供過於求,價格下降,反之亦然」這條千古不變的需求定律。

解釋之前,先說一點背景資料。

西方藝術史有三個階段,適用於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兩大範疇,第一階段由古希臘至中世紀,藝術家的地位最卑微,沒有自主意識,要跟order做事,默默耕耘,默默無聞;作品很偉大,但他們沾不到半點光,嚴格來說,他們不是藝術家,只是工匠,還要是nobody,無人知道他們姓甚名誰,更遑論幹了甚麼。

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是第二階段,個人主義開始抬頭,藝術家可以破天荒在作品上「畫龜」,死後留名。這樣說可能有爭議,因為史上第一個簽名要比文藝復興早得多,出現在十二世紀法國中部的奧頓大教堂(Autun Cathedral),那時十字軍東征還打得火熱。有別於古時的集體創作,教堂由內到外的設計都由Gislebertus一手包辦,當局為了表揚他的偉大貢獻,在教堂的大門用拉丁文刻上Gislebertus hoc fecit,即Gislebertus made this。從此以後,簽名成為常態。

此時藝術家的地位稍有改善,但又談不上高尚,特別是音樂家,處境最為尷尬:巴哈要受教會的氣,莫扎特要跟貴族的下人同檯食飯,直至貝多芬強勢登場,音樂家才擺脫「雜技人」的身份,做回一個堂堂正正的藝術家,受萬民景仰。至於視覺藝術,十九世紀以前還是由行會(guilds)領導,類似今日的「卡特爾」,嚴控入行門檻,有時還負責定價,保障藝術家的收入。例如法國,皇家學院(Academie Royale)一直是壟斷企業,強迫所有畫家加入,同時規範「畫風」,由專人教授,杜絕離經叛道的創作。

踏入世紀之交,是為第三階段,藝術界吹起了一股不羈的風,藝術家不願再受行會約束,喜歡特立獨行,入行人數直線上升,供求開始失衡。創作方面,抽象主義橫空降世,影響所及,不論繪畫、雕塑、音樂、歌劇、戲劇、芭蕾舞等,莫不跟傳統割裂,走截然不同的路,

總括而言,第一階段,藝術界沒有貧富懸殊,像今日的北韓,均貧。第二階段,整體收入開始上升,而且論功行賞,有本事的拿得多,貧富漸見差距,但不算嚴重。到了第三階段,由於供過於求,貧富懸殊屢創新高,出現「一比九十九」的現象,並帶出三個問題:

先問:為甚麼供求失衡的結果不是均貧,而是「一比九十九」?Abbing解釋,藝術界一如體育界,是「贏家通吃」,競爭異常激烈,一旦開放市場,競爭更趨白熱化,除非天賦異稟,平庸之輩根本難以生存。

再問:為甚麼是「贏家通吃」?因為藝術鑒賞牽涉高昂的訊息費用,一般人未必應付得來,所以大眾的注意力永遠只會集中於少數的名家大師,一來省時便利,二來,朋友之間也較易有共同話題。

理論上,市場會自我調節,適者生存,供求好快會回復平衡。實情不然。雖然大家都知道,藝術創作是一將功成萬骨枯,但前仆後繼者,依然大有人在。點解?Abbing再次從訊息費用的角度解釋:「有無本事踢職業足球,十八歲前已經大大概概知道了,但同樣情況並不適用於藝術系學生,他們對自己的能力所知太少,容易高估自己,甚至盲目樂觀。」事實上,藝術創作一如釀酒,時間愈長愈香醇,所以藝術界不乏大器晚成的例子。萬事起頭難,搞藝術尤甚,但這個「起頭難」,不但沒有嚇怕後來者,反而加深了「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的迷思。

不過,市場始終是市場,即使訊息傳遞有誤,自我調節依然可以發揮作用。假設政府沒有補貼,藝術家要自負盈虧,抱負再大也要開飯,現實的考慮某程度上也限制了供應。比方說,藝術學院雖然有教無類,但你出身寒微,要供養父母,手停口停,有得揀,你想做「發三師」還是藝術家?就算年少無知,一頭栽進了藝術系,畢業後為了「錢途」,也可能會轉行,否則多數要兼職,幫補生計,但創作時間就會少了。

好可惜,市場僅餘的這個調節功能,也被好心做壞事的政府破壞了,例如荷蘭在一九四九年起,為視覺藝術家度身訂做了一項補貼計劃,即RKB,資金來自福利部而非文化部,但凡收入低過某一標準的藝術家,可以把作品賣給政府,再由後者借給有興趣的市民裝飾家居。難得政府豪爽,替藝術家封了蝕本大門,結果可想而知。據統計,參與RKB的人數由一九六零年的二百餘人,增加至一九八三年的三千八百人,而報讀藝術系的學生,跟同期的職訓學校入學率比較,高出六成以上!另一方面,那些業餘藝術家也可以減少、甚至放棄兼職,全情投入藝術創作,反正最後無人買,都有政府認頭,何樂而不為?

藝術鑑賞一向是小眾喜好,就算政府大開水喉,小眾依然是小眾,需求不會有大變,但供應不斷增加,後果只有一個:頂爛市!當然,名家大師可以繼續吊高來賣,反觀那些初出茅廬的,只好割價促銷,賤物鬥窮人。不要忘記,在荷蘭,市民甚至可以分毫不給,直接問政府借,如此一來,還有誰會花錢去市場買呢?

走筆至此,大家應該明白藝術家之所以那麼窮,政府絕對責無旁貸。問題是,資助藝術有反效果,為何政府還要繼續做?是因為無知,不了解濫發資助的後遺症?非也,實情是,政府根本不在乎成效。Abbing認為,自從政教分離後,宗教失去了神聖的光環,藝術剛好填補了這個空缺。政府給予資助,表面上是推廣文化,其實是要沾藝術的光,而這點光,會因為補貼的反效果而變得更加璀璨奪目:「輸家愈多,成功的藝術家就愈得人尊崇,因為他們是過五關、斬六將,證明有真本事,實至名歸,背後的支持者亦與有榮焉。」

話又說回來。Abbing是荷蘭人,而荷蘭政府支持藝術一向不遺餘力,他從本國的經驗出發,得出政府資助藝術令供求失衡,最後出現「一比九十九」的結果,是可以理解。但其他國家並不像荷蘭般慷慨,尤其美國,近年資助愈一減再減,但入行人數依然高企,又如何解釋呢?好明顯,Abbing的理論有一定限制,不能放諸四海而皆準。我反而認為,政府資助只是生活補貼,令藝術家免受飢寒之苦,真正令他們留下來的理由,是藝術家的「光環」及一炮而紅的「暴利」。雖然如此,Abbing以「訊息不足」(分別指藝術愛好者欠缺足夠的鑑賞力及藝術學生沒有自知之名)解釋藝術界的「贏家通吃」及「前仆後繼」的現象,依然有說服力及參考價值。

原文刊於《全民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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