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光七十話當年


Oct issue

寫了一連四期的二戰系列,主要環繞美日戰爭的始末,香港乃太平洋戰區之一,三年零八個月的艱苦歲月,是上一輩的慘痛回憶。日本戰敗七十年,也是香港重光七十年,每年八月三十日,是真正屬於香港人的大日子。雖則現在已是十月,但遲到好過無到,謹以拙文獻給那些在日治時期的蒙難者及倖存人士。

劉智鵬及周家建的《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是口述歷史,內容比較生活化,作者採訪了十七位倖存者,他們來自各行各業,對日治時期的經歷各有體會,對日軍也有不一評價,甚具參考價值。作者附以史料佐證,令訪談內容更真實可信。

戰後出生的人,若非香港史專家,對三年零八個月的印象離不開走難、無飯開、朝不保夕、生不如死。有錯嗎?當然沒有,但不夠全面,讀歷史,一定要全面,方能客觀評價。比如說,大家都知道當年的米糧由日軍分配,每人每日六兩四。夠食嗎?不夠,只是一餐的份量,其餘要靠雜糧充饑,但部份人可獲優待,除「漢奸」外(很難定義,篇幅所限,不贅),但凡大中小學教員,尤其知名學人,皆可獲額外配給,且是矜貴的日本米。何解?因為日軍縱然邪惡,卻十分重視文教,這是明治維新以來的傳統,不因地域而異。

再說日軍軍紀,後世的評價差到不得了,例如行經哨站時忘記向日軍鞠躬,會被掌摑羞辱,甚至毆打致死,但受訪者馬迺光說,他向日軍鞠躬後,對方不止一次鞠躬回禮,意想不到吧?又如惡名昭著的「三光」之一,搶光,令無數人一夜破產,但細心一想,如果由朝搶到晚,不用一年,整個城市就給淘空了,這樣胡鬧又豈能長治久安?受訪者麥錫邦在淪淊時做過小販,他說大部份日軍都好自律,用真金白銀買,只有小部份會強搶其貨(按:強迫兌換軍票,其實已等同搶掠)。另一位受訪者梁秀蓮說,憲兵不時入屋搜查,但都有規有矩,並會透過翻譯跟屋主交代因由。

我無意替日軍翻案,他們的罪行罄竹難書,但說過了,讀歷史要客觀全面,單單一句「慘無人道」,不足以道盡淪淊時的景況。上述例子又如何解釋?撇除個別日軍比較文明不論(書中記載了幾則「中日友好」的故事),主要是日治政府為了粉飾太平所營造之假像。例如受訪者葉志堅說,日軍在市區「較有風度」,甚少當眾殺人,但在新界則是另一回事,見人就殺,殺一儆百。為何如此?因為東江遊擊隊主要在新界活動,日軍要加倍防範,寧可殺錯,絕不放過。

講開粉飾太平,日軍的做法頗見心思,除了馬照跑、舞照跳,還准許公然聚賭,讓市民小賭忘憂。但其後戰事日非,資源緊絀,再無太平可供粉飾,市民普遍挨餓,甚至出現人食人、易子而食的慘劇。我在九月號討論過日本的戰爭責任,嚴斥「陰乾論者」為冷血之徒,因為他們只顧保全日本人,卻無視日治地區人民的生死。試想,假如盟軍真的以「陰乾代替炸光」,戰事起碼持續多半年或以上,香港還要餓死多少人?中國呢?東南亞呢?難道他們都不是人,只有日本人才是人?

《吞聲忍語》的可讀之處,在於所載之事,均是戰爭倖存人的所見所聞,一字一句,皆由血淚寫成。聽他們細說當年,猶如置身現場,感受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憶苦思甜,幸福,從來都不是必然的。

原文刊於《閱刊》十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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