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CD說一個故事之一：黃河鋼琴協奏曲

家中藏碟數百，大部份是古典音樂，不少是古董名盤或絕版珍藏，見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古典樂壇的風華絕代。而多年前小弟艱苦求學，這些唱片也一直陪伴左右，每當壓力迫人時，最佳的減壓方法莫過於走進音樂的殿堂，逃避現實，以爭取片刻的喘息空間。

第一張買的唱片是甚麼？我已經記不起來了，但這一張《黃河鋼琴協奏曲》，大概是最早買的幾張之一吧。那時我讀中三，還未搬入粉嶺的公屋，住的是太子的板間房（比今日的劏房更惡劣），空間擠迫，生活艱難，在家除了看電視，便是用廉價的Disman聽音樂打發時間。

家母有《黃河》的錄音帶，閒時會播，我不知道是甚麼時候開始聽，只記得很快便愛上了這首旋律激昂的作品。某日路經文化中心的演藝禮品店（當年仍是辰衝經營），看見這張由Ormandy指揮費城樂團演奏的《黃河》，大喜過望（現在回想，也不知喜從何來，或許是外國的月亮等別吸引吧），想買，又不夠錢，於是馬上回家拿自己的積蓄，湊夠再回店舖找數！

蘋果教主話齋：「stay foolish，stay hungry。」正好是我當年的寫照──向着標杆直跑，不成功，便成仁。那是一個理想年代，每天都感受到自己在蛻變。生活充滿盼望，前路充滿希冀。青春的熱血灌注全身，努力、奮鬥，邁步向前，是每一天醒來的指定動作。所以當我看見心頭好，一刻也不能等，要馬上得到手！

《黃河》的內涵是甚麼？最初也不大了了，以為是抗戰名曲。後來知道，此曲是改篇自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後者才關乎抗戰，可惜被共產黨利用，於文革期間改篇成鋼琴協奏曲，屬集體創作，為了加強洗腦效果，末段加入《東方紅》及《國際歌》的變奏，寓意毛魔戰勝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國」。一如《東方紅》的歌詞：「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冚家鈴……」

將《黃河》染紅是江青的主意，結果也大受歡迎。1973年，費城樂團訪華，應中方要求演奏《黃河》。臨行前先熱身，在美國試演一場，由年青鋼琴家Daniel Epstein擔任鋼琴獨奏，在中國的演出則改由《黃河》的創作者之一殷承宗。費城樂團回國後，與Epstein再次合作灌錄此曲，並由RCA發行，從此成為經典。無他，「費城之聲，享譽世界」，以其獨有的華麗音響來演奏澎湃的《黃河》，真係無得輸！（其實費城之後， Abbado與維也納愛樂也曾訪華，無獨有偶，又跟殷承宗合奏了《黃河》，可惜沒有錄音，實在遺憾）。

撇除政治因素不談，《黃河》的編曲及配器確是一流，比冼星海的原作更能激勵（蠱惑）人心。邪惡的共產黨在這方面似乎特別有天份。後來四人幫倒台，《黃河》也沉寂了一段時間。直至八十年代，此曲再次搬上舞台。問題是，當時中國正全力推行改革開放，中共將十年文革定性為十年浩劫，毛魔的極左路線被徹底否定，染紅的《黃河》屬政治不正確，怎麼辦？當局只好把《黃河》重新染黃，打算將《東方紅》及《國際歌》的變奏刪除，並由另一位創作者石叔誠補白。幾經思考，他以第一樂章《黃河船夫曲》的主題作取而代之。

效果如何？紅黃兩版我都聽過，純粹以樂論樂，紅版確比黃版優勝，旋律及氣氛的銜接近乎天衣無縫（其中《東方紅》又比《國際歌》銜接得更好）。相反，黃版雖然更接近原曲的精神面貌（石叔誠在一次訪問中如此說），而在曲式上亦更附合傳統sonata form的要求，但效果卻有少許反高潮。所以這些年，紅版始終比黃版更受歡迎。加上六四事件後，經濟加快開放，政治卻走上了回頭路，原本政治不正確的紅版，也慢慢變成「不完美，可接受」。

話說回來。九十年代的我還是典型的大中華膠，仇共，但親中、愛國。我當然知道《東方紅》和《國際歌》是甚麼東西，但我跟自己說，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你要歌頌毛魔是你的事，我可是炎黃子孫，黃河之水好比母親源源不絕的愛（嘔~），聆聽《黃河》是要紀念抗日前輩保家衛國的高尚情操和捨身精神，故除了費城版，我還有殷承宗版和較近期的郎朗版，以作比較。由此可見，我當年的愛國情懷比今日的藍屍廢老更真摰，因為那時沒有蛇齋餅粽，而中國還未暴發，認祖歸宗，沒有土豪的優越感。

現在回想，悔不當初。一如那些看見五星紅旗高高扯起便熱淚盈眶的傻HI，說甚麼愛國不等如愛黨，但明明五星旗上最大的一顆星，就是共產黨，他們還可以昧著良心說瞎話，真是自欺欺人至於極點！

行文至此，想起對上一次聽《黃河》，恐怕已是十年前。會再聽嗎？肯定會，其實今天晚上也想聽，就算今晚無時間，這個星期也會抽空播一次，重拾當年的情懷。不論有幾岸鳩，發生過就是發生過。年紀大了，懷舊來得有點濫，不論對錯，不問緣由，總想回到過去。如果時間可以倒流，我希望可以再岸鳩多一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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