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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蘋果》的日子

我最早的《蘋果》記憶,正正就是創刊號那一天──1995年6月20日。當年我住太子,那日如常返學,在太子地鐵站外,我見有人派蘋果,是食得落肚的蘋果,不知是誰想出來的gimmick,廿多年後的今日,仍為人津津樂道。且說當時,我無拿蘋果亦無買《蘋果》,閱報的習慣我是有的,但只對體育新聞有興趣,嚴格來說,只看足球,尤其港甲。眾多報章中,以《成報》的港甲新聞最詳盡,故是首選,後來《蘋果》愈做愈好,我才慢慢成為果粉,沒料到,再過幾年,我竟然有機會加入《蘋果》的大家庭,縱是兼職,卻畢生難忘。

事情發生在2006年。我因工作苦悶,嘗試投稿到報章,最初選了am730,登了,再投,又登。不久,我收到一個陌生人的電郵,他自稱是《蘋果》主筆(下稱「大佬」),想約我出來見面,看看有沒有合作的空間。我受寵若驚,同時也懷疑是否騙局,我只是無名小卒,怎會有人看得上眼?但機會難逢,姑且一試,遂相約在我公司飯堂面談,具體談了甚麼我早已淡忘 ,只記得我提及我崇尚奧國學派,拜讀過Mises和Hayek 的大作,他對此甚為欣賞,但沒有承諾甚麼,只說保持聯絡。

後來,我搞了一個私人聚餐,名曰「經濟人之夜」,膽粗粗邀請大佬出席,他不但應邀更找來兩位友好一行三人前來助興,地點在城大的西餐廳,當晚共有十多人,天上地下無所不談,大佬的博學,眾人無不拜服,餐廳十點打佯,大家意猶未盡,故轉移陣地到南山邨邊食糖水邊吹水,一直到午夜十二點才結束。散水時,大佬還沒提及彼此可以有甚麼合作,只拋下一句──還是那一句「保持聯絡」便走了。

再後來(同年暑假),我去日本旅行,吃喝玩樂仍不忘「公事」,借用酒店的電腦跟大佬keep in touch。返港後,大佬叫我去《蘋果》總部開會(飛雲,機會終於來了),地點在蘋果批辦公室(下稱「蘋批辦」)。「蘋果批」就是《蘋果》的副社論,版面置於正社論「蘋論」之下,足見地位之重。

「蘋果批」是集體創作(三至四人),但每篇文章都會印上撰稿員的親筆簽名,非常威水。開會當日,大佬給我簡單介紹過後,便開始埋頭寫文,期間不時跟我們「腦震盪」交流意見。我記得大佬寫的是一篇關於中日關係的文章,我靈光一閃,以撫順戰犯管理所為例,說了一點謬見,大佬拍枱叫好,並將之融入其文。大佬後來跟我說,由於截稿臨近,不能大改,否則他會重寫。我初來報到,竟能有所貢獻,不亦樂乎。但我提議的幾個寫作題材,都一一給大佬ban了,他沒有詳述因由,只說這樣不好那樣不對,似要迫我動腦筋,激發自己的小宇宙。回家時,我在車上苦思冥想,文章應該怎樣寫才能吸引讀者?突然間想通了:自己平時喜歡看怎樣的文章,不就可以依樣畫葫蘆嗎?

自此以後,我逢星期五放工後,都會去《蘋果》跟大佬及眾兄弟開會,寫甚麼題材、用甚麼角度、直筆還是曲筆……大家互相爭辯,期間大佬經常會扮演「魔鬼辯護者」(devil’s advocate),專講反話,以測試我們的論點能否站得住腳。我在《蘋果》的第一炮「難兄難弟」,在06年8月25日刊出,說的也是中日關係,寫得不太好,但風格是新嘗試,以迎合《蘋果》style。

由於我是兼職,沒有職員證,返工要在大堂保安處登記,日子久了,保安認得我,每次我行近櫃枱,還未開口道明來意,他便笑笑口跟我說:「蘋果批吖嘛。」保安的「溫馨加持」,令我有一種「愛回家」的感覺。

也因為兼職的緣故,文章只能不定時見報,寫了一年,約四十篇。平身第一次面向讀者寫作,跟以前寫blog文自high不可同日而語。風格不斷在變,初則模仿,繼而發展出自己的套路。但千變萬變,宗旨不變,也就是《蘋果》自創刊以來一直堅持的精神:「不扮高深,只求傳真。」大佬經常告戒我們,無論道理多麼高深,文章都要務求淺白,最好連牛頭角順嫂都睇得明。大佬的話,成為我日後寫作生涯的座右銘。

數算我在《蘋果》的日子,有兩件事印象最深刻。一是《蘋果》為Hayek及Milton Friedman鑄造了兩尊銅像,想我寫一篇文以誌其盛,限一日內交稿,我放工後馬上開工,跟時間競賽,注意力空前集中,務求在最短時間內起貨。文章見報後(見左邊大圖),評價尚算正面,我也鬆一口氣,個人榮辱事小,大佬面子事大,他把重任交托給我,我不能令他失望。

另一是大佬有一個出版計劃,預我一份,但他貴人事忙,不久就把計劃擱置一旁(也可能是忘記了,I don’t know),直至死線臨近,不能再拖,他才集齊人馬,把我們鎖在蘋批辦,不寫好大綱及分工,不准回家,這又是一個緊張又刺激的冒險歷程。計劃最後順利完成,那本書還有幸入選當年書展的「名家推介」系列,推薦者正是時任拔萃男書院校長張灼祥!

對了,還有一件事。07年某日,我在公司收到大佬急call,叫我放工後即回《蘋果》,有要事商討。甚麼事?莫非要炒我?我懷着戰兢的心情踏入「蘋批辦」,他劈頭第一句就說:「我有個offer比你,睇你有無興趣?」原來大佬紮職,想提攜我做論壇版編輯,人工double。小弟自出娘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幾乎肯定也是最後一次)被人高薪挖角,既驚且喜,喜者,事業終於有突破,向上爬指日可待;驚者,怕自己力有不逮,半途給人殺下馬來。大佬叫我回家好好想清楚,「唔駛急,最緊要快」,給他一個答覆。

Go or no go?我反覆思量,差一點就遞信辭職,但最後還是縮沙。因為適逢新婚在即,凡事傾向穩定,加上編輯工作非我所能,我最喜歡還是寫文。我「不該」,辜負了大佬的好意,但大佬大人有大量,不跟小弟計較,過了幾年又再找我合作另一個project,這是後話。

且說上述的人事調動,「蘋果批」由集體創作改為一人負責,我自知出文機會大減,亦逐漸淡出,不久轉投am730,有幸擁有屬於自己的專欄。我不敢自誇,若非大佬之前給予機會、《蘋果》給予平台,我不可能有此厚待。

時光荏苒。我離開了《蘋果》已有十多年,再見不止是朋友,因為《蘋果》(包括大佬)可以稱得上是我的恩人。今日《蘋果》走了,但《蘋果》精神,永遠常在我心。將來兒子長大,我會告訴他:「你老豆我曾幾何時有幸在一間傳奇報館工作過,為守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克盡綿力。縱使無力回天,我也問心無愧。」

我在蘋果的日子,要寫的還有很多,但時間關係,暫且擱筆。最後以一句話總結:

一日蘋果人,終身蘋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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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黃牧

我的音樂啟蒙老師、香港一代樂評人黃牧先生日前仙遊,噩耗傳來,不勝哀悼。

余生也晚,懂事之時,樂壇已是大師凋零。但黃牧那一輩,包括陳浩才、鄭延益、史君良、高考亮等諸位先生,皆見證了古典音樂的黃金歲月,親睹大師台上的風采魅力,加上他們學養豐富,博通古今,寫起樂評來,自然更有insight。我等後輩,望塵莫及。

上述前輩各有千秋,陳浩才走入門路線,介紹醉人音樂;鄭延益精於小提琴,其結集《春風風人》,話題亦以小提琴為主;史君良擅長聲樂,對歌劇知之甚詳;高考亮又名「教父高」,音響界無人不識。黃牧則大包圍,但凡吹、拉、彈、唱、指,評論皆有見地。而若論筆耕之勤,黃牧更是無出其右,自八十年代起即在多份刊物撰寫樂評,出版了七本音樂專書,累積過百萬字,閒時又在電台主持節目,跟聽眾談音論樂,啟發了整整一代人對賞樂的喜好,成就一時無倆。

遙想昔日初聽古典音樂,由欣賞走向鑑賞,轉捩點就是看了黃牧的大作。記得初中時買了一張卡拉揚八十年代的貝五唱片,我少不更事,不知道卡翁是何許人,只想聽《命運交響曲》,由誰來指也無所謂。及後,我在圖書館無意中看到黃牧的《音樂的世界》,內有一文蓋棺定論卡拉揚,好奇一讀,茅塞頓開……

走筆至此,且容我岔開一下。樂評從來難寫,因要談論無形之物,用詞難免主觀抽象,但對象是普羅大眾,如何用抽象的詞彙表達主觀的感受而又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就要看樂評人的功力了。以食評為例較易解釋,若有食評家說某菜色口感豐富,你知道是甚麼意思嗎?是煙韌、鬆脆、爽口、彈牙、嫩滑、多汁?若是煙韌,是指有嚼勁,還是乾噌噌難嘴嚼?會不會食評家說的是前者,實情卻是後者?如何解釋這個分歧?是食評家的味蕾出問題,還是他的措詞有問題?

同樣道理,當有樂評家說某指揮感情豐富,又是甚麼意思?須知感情有好多種,層次各有不同,怎樣區分?相反,若說無感情,是真的無感情,抑或只是內歛的錯覺?

話說回來。黃牧的樂評易讀、可讀,是因為黃牧往往能用準確無誤的字眼表達虛無縹緲的主觀感覺,就像那篇《卡拉揚時代的終結》,他形容卡翁的風格是「平順無比的管弦樂演奏」。甚麼意思?黃牧不直接答你,用例子答你:

「女高音Sutherland的歌聲也許是『人耳能聽到』的最平順的人聲了,但要達至這種效果,她不惜放棄吐字的清晣度。因為每一個字都有它自己的音節,而發音不一定能配合旋律的『流線型』,為了達至最平順的效果,她寧願咬字不清也要避免唱出來的聲音有『棱角』。」

換言之,卡拉揚最大的問題,是欠缺「棱角」。而貝多芬的音樂,最需要的正正就是「棱角」。黃牧續道:

「卡拉揚的理論是,每一首樂曲都有一個大高潮,而他致力於堆砌這高潮。為了強調這高潮,他會刻意經營全首樂曲的其他樂段。這理論再加上他過於追求平順聲音的效果,使他的演繹永遠有一種精雕細琢,甚至趨於『人工化』的修飾效果。他的造句雖然圓滑流暢,但有時會令人覺得全沒『靈感』可言,美得來卻沒有真的感情。」

經黃牧這麼一說,我恍然大悟,再聽唱片印證,果然如此。最明顯的例子是華格納的《紐倫堡的名歌手》序曲,全曲斧鑿痕跡甚深,而結尾銅管的爆棚音量,跟前段的壓抑又成顯著對比。

當然,開竅的過程並非一蹴即就,而是經過反覆思考,細心聆聽才能產生共鳴。而所謂開竅,不止是辨識卡拉揚的風格,而是明白到音樂作為演繹藝術,原來是二元創作,即先由作曲家譜曲,再由音樂家演奏,後者的個人風格,能賦予前者更豐富的內涵。

關於這一點,黃牧在《音樂家與音樂欣賞》一書中,亦有為文詳細分析,他說:「大紅大紫,任誰都分得出,唯獨墨有五色,才令人著迷。」版本比較,就是用你的味蕾,分辨不同層次的「口感」,並說出個所以然來。黃牧給我的啟發,把我引領到鑑賞級的嶄新境地,以更高的視野俯瞰古典音樂的大千世界。

黃牧用詞精準,還見於評論其他音樂家,例如Carlos Kleiber的「節奏感、衝勁與氣勢」、Buno Walter的「溫馨人情味」、Fritz Reiner的「流暢中見高貴感」、Leopold Stokowski的「燦爛華麗」、Bernard Haitink的「平實不華」和Nevill Marriner的「穩健、公務員作風」等。後二者可以做對比,「平實不華」跟「穩健」的意思接近,可以互通,但「穩健」加上「公務員作風」,則只能用來形容Marriner,而不能用於Haitink。筒中分別,是Haitink「有話要說」,只是說得比較平實,而Marriner予人的感覺,是「按章工作」而已。

當然,樂評必然包含各式各樣的形容詞,高手如黃牧,只需片言隻語,便可一針見血,把觀點說得清楚明白,且能透過錄音印證。反觀低手,則流於形容詞的推砌,洋洋灑灑卻言之無物,多讀無益,更遑論引導讀者深入比較不同版本之異同。

踏入千禧年,黃牧的樂評大幅減產至幾近零,他曾指新一代的演奏家(尤其指揮家)欠缺個人風格,個個都差不多,聽音樂會變得愈來愈無新意。2012年,黃牧應《蘋果》之邀短暫復出,寫樂評也寫舞評,可惜只寫了十多篇,專欄便停了,後來改為寫網誌,文章結集於兩本遺作《現場──聽樂四十年》及《芭蕾裙下》。

我不懂芭蕾,只論樂評,黃牧的新作不及早年,觀點不斷重覆,沙石亦較多(沙石的問題一向存在,但近年尤甚。文筆最好是《音樂家與音樂欣賞》一書),或許是黃牧已是閒雲野鶴,志不在此,也可能是樂壇已無大師,能刺激黃牧動腦筋了。

日前才子陶傑撰文掉念黃牧,提及一件往事,他說曾與前輩討論馬勒交響曲,「由於鑒賞的角度略有出入,鬧得不甚愉快」。據才子描述:

「他喋喋不休的指責紐約某交響樂團之名指揮如何在第八的第二部開頭指錯了一個小段。我說:Look,Albert,你聽音樂,非常專業, Perfect,但你用一個股壇精算師查看一家上市公司的帳目報表的Bean-counting目光對待一場演奏,也就是說,你用腦袋去分析馬勒,但我用心來聽古典音樂。聽馬勒第八,心潮澎湃,我在音符的海洋中只看見浮士德對上帝的背叛、無政府主義的興起、下接威瑪共和國出場的華麗的系列整體,而不是個別樂段轉折時不同指揮家的operational technicalities。」

假設上述為真(文人多大話,才子更甚,例如他說自己是黃牧在郵輪上唯一與之同枱食飯的人,便明顯是吹水,因為同行還有項明生),也不代表陶傑的層次更高,有可能是黃牧的職業病發作,過於重視細節,更有可能,是大師凋零的今日,任誰寫的樂評,也只能走技術分析的路。個人風格是大氣,不論演奏甚麼作品,始終如一。可惜現在學院派當道,風格式微,大氣消逝,剩下的,就只有「個別樂段轉折時不同指揮家的operational technicalities」了。

值得一提,《現場》一書收錄了一篇早年評郎朗的文章,該文對他大讚特讚。結集後,黃牧補上一篇簡短的附錄,打倒昨日的我,承認自己曾被郎朗「炫惑」了。黃牧不止學富五車,胸襟也勝過常人。

黃牧曾任企業高管,投資有道,財來有方,故人到中年已實現財務自由,可以提早退休,享受人生。他的格言是「死前把錢花光」,這個願望似乎是落空了。但活在當下,及時行樂,他比誰都更成功。

縱觀黃牧一生,逍遙灑脫自在,遊走四海,涉獵縱橫,且獨樂不如眾樂,啟迪後輩,不遺餘力。今斯人已去,餘蔭傳芳。謹以此文悼念我最敬重的音樂啟蒙老師,願前輩在天國與貝多芬、馬勒等大師重聚,焚香煮茗,把酒論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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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CD說一個故事之二:偉大交響曲

這張唱片是我較早期買的,確實日子當然不記得,但肯定是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前一個月左右,何解?因為那天是維也納愛樂在香港舉行音樂會,壓軸曲目是舒伯特的《偉大交響曲》(下稱《偉大》),我為了「預習」而買了這張唱片。此話怎說?一切要從另一場音樂會說起。

我早在九四年已開始聽音樂會,那時我讀初中,品學俱劣(其實中三已有很大進步,但依然係劣),卻瘋狂愛上了古典音樂,如此風馬牛不相干的組合,竟然發生在我身上,真可謂奇哉怪也。

雖則余家貧,受惠於學生半價優惠,一張港樂的音樂會門票只需三、四十元,還是可以負擔。選擇當然以大路為主,偶然也會試新曲,而所謂「新」,非指新派音樂,只是我未聽過或不熟識,但仍屬傳統大路曲目。其中一場港樂音樂會正屬此類,節目只有兩首,上半場是布拉姆斯的《第一鋼琴協奏曲》,下半場便是《偉大》。日子忘記了(這場是我極少數沒有保留場刊的音樂會,可惜),只記得指揮非時任總監Atherton,而是請來的客席,地點在香港大會堂。

整場音樂會我都悶得發慌,昏昏入睡,感覺跟這兩首作品情不投意不合,尤其《偉大》,長到不得了,有幾次以為樂章就要終結,不料另一旋律又再展開,此起彼落,沒完沒了。我那時不知道,《偉大》是繼貝九之後規模最宏大的交響曲,有「天國般的長度」(舒曼評語),而旋律延綿不絕,彷彿沒有變化,對不少初哥(例如我)而言,是極具催眠作用(事實上,當年首演亦屢遭挫折,不少樂團因該曲過於艱深而拒演)。總之好不容易捱到音樂會完場,我跟自己說,可一不可再,以後也不會再聽這兩首樂曲。誰能想到,只不過是短短一兩年後,它們(尤其《偉大》)竟會成為我的「賣飛佛」之一!

且說一年後,即九五年,大名鼎鼎的維也納愛樂訪港,由James Levine指揮,在文化中心音樂廳演出兩晚,第一晚是莫扎特的《第二十九交響曲》及《偉大》,另一晚是Richard Strauss的《死與變容》及布拉姆斯的《第二交響曲》。對我來說,兩晚的節目也不吸引(甚或有點趕客),但又想躬逢其盛,兩悶取其輕,故選了第一場(至少有莫扎特!)。票價當然遠比港樂高,扣除折扣,也要二百多元,那不是少數目,如果又重覆上次聽港樂的經歷,那真是貼錢買難受了。

由買票到音樂會當天,還有一個月的時間。莫扎特的交響曲毋須擔心,我是喜歡的,問題是《偉大》!怎麼辦?最低限度,我要令自己聽得明(先不談愛上)才行,唯一辦法是反覆聆聽,於是到唱片店買一隻《偉大》的CD,打算回家做功課。版本有很多,我揀的是最平,恰巧當年台灣百代(EMI Taiwan)推出了Treasure Collection,精選了EMI百張經典名盤,附上中文解說,以低價重新發售,每張只售五十多元,其中《偉大》(連同《未完成交響曲》)的指揮,竟是卡拉揚!沒有比這更超值了。

要知道,今日上網甚麼都有得看(有得聽),但當年資訊不及現在般流通,要研究一首樂曲的創作背景及內涵,非得到圖書館不可,而音樂類的英文書跟中文書又不成比例,前者不論質量均遠勝後者,而我英文不佳(現在也好不了多少),無可能看得明英文音樂書(現在也看不明),中文又太簡單,有些連入門都不如,Treasure Collection的中文解說,內容豐富,長度適中,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缺。

沒有奇蹟,只有累積。頭幾次聽《偉大》,感覺跟那次聽港樂一樣:「究竟幾時完?!」若是現在,我可能已經放棄了,但往日不同今時,我是蘋果教主口中的「stay hungry,stay foolish」,我迫自己每晚都開來聽,聽完才好瞓。漸漸地,我覺得自己好像有點開竅,《偉大》的主題雖然不斷重覆,延綿不絕,但並非完全沒有變化,而是氣氛層層遞進,過程或許不夠戲劇化,細心聆聽,也不難掌握當中的起承轉合。再三思量,則更能領會此曲的精神境界:舒伯特雖歷盡一生苦澀,孤身一人,仍不失對未來(或身後)的盼望。他深信自己的才華不限於藝術歌,立志要創作一首偉大的交響曲,讓自己名垂千古。套用台灣著名樂評人崔光宙之語,《偉大》之所以「偉大」,在於「挺卑微餘生,歌浩氣長存」。

當然,短短一個月的「預習」,不可能令我對此曲有如此深刻的理解,但至少令我可以忍受,甚至享受此曲的冗長,而不會再有「究竟幾時完」的抱怨。音樂會當晚,我拿原價四百多元的票,也只能坐在面向舞台的最左邊,僅次於管風琴下跟指揮對望的尷尬位。我記得右手邊是一位日本人,見賢思齊,我也盡量表現得文明有禮,中場出入,他側身讓位,我也鞠躬回禮,不丟香港人的架。

說回音樂會,James Levine是當代大師,尤其在歌劇界,更是獨當一面,可惜後來因為性醜聞而身敗名裂,這是後話。當晚演出的細節已記不清,印象最深刻只有兩件事,一是演奏莫扎特交響曲時的速度太快,不是我杯茶。另一是首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在現場感受維也納愛樂的甜美音色,令人陶醉不已。對了,還有一件事,《偉大》一曲既終,我第一時間鼓掌叫好(像《交響情人夢》那些搞笑情節),以示自己聽得明(心情跟上次聽港樂截然不同,上次也是第一時間鼓掌,只因終於甩難,可以回家睡覺),也許亦想令鄰座的日本人知道我非初哥,而是知音。現在回想當然幼稚,但又何妨呢,誰沒有幼稚過?

自此以後,「預習」便成為我聽音樂會的指定動作,但凡有我不熟識的新曲,借又好買又好,先在家中聽得滾瓜爛熟,就算最後還是不喜歡,至少在現場可以保持「清醒狀態」,面子事小,不讓買票的錢白白浪費事大。這些年,我因「預習」而愛上的新曲不計其數,聽音樂會不再局限於貝五柴六之類,賞樂的眼界因而大為拓闊。

另一方面,除卡拉揚外,我亦收藏了《偉大》的其他版本,細味當中的異同,包括Karl Bohm、Bruno Walter、George Solti、Gunter Wand…… 還有Geroge Szell,可惜後者送了給朋友,現在後悔莫及,因為Szell也是名盤,以聲部清晰響譽樂界。眾多版本中,我最愛是Bohm六十年代指揮柏林愛樂的錄音室版,其中第一樂章初段,由行版過渡到小快版,Bohm的變速及聲部轉換妙到毫巔、渾然天成。我也有他在八零年指揮德累斯頓的現場版,那時他已垂垂老矣,對樂團的控制大不如前,加上現場一take過,同樣的處理手法,難免有沙石。

以境界論英雄,卡拉揚的《偉大》絕對及不上Bohm,也被Walter、Solti等比下去,但講到紀念價值,卡拉揚是無人能及的,因為他給我開啟了一道深鎖的音樂大門,走進自己以為難以踏足的精神境界。而經過長達一個月的與卡翁朝夕相對,我明白到聽音樂不只是聽旋律這麼簡單,還要探索背後的內涵,作曲家究竟想透過音符向我們說甚麼,這才是重點。

往事只能回味。回想自己當年對知識的渴求、對目標的執著,這份初心,我似乎早已忘記得一乾二淨。而昔日每當學懂一首樂曲,那種喜悅,我亦久久沒有再嘗過。是甚麼原因令我變成今日的我?是壯志未酬心先死?我再落泊,也遠不如舒伯特吧?他連首演自己最偉大的作品的機會也沒有,尚且可以不忘初心,在逆境中「挺卑微餘生,歌浩氣長存」,我呢?能不慚愧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