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蘋果》的日子

我最早的《蘋果》記憶，正正就是創刊號那一天──1995年6月20日。當年我住太子，那日如常返學，在太子地鐵站外，我見有人派蘋果，是食得落肚的蘋果，不知是誰想出來的gimmick，廿多年後的今日，仍為人津津樂道。且說當時，我無拿蘋果亦無買《蘋果》，閱報的習慣我是有的，但只對體育新聞有興趣，嚴格來說，只看足球，尤其港甲。眾多報章中，以《成報》的港甲新聞最詳盡，故是首選，後來《蘋果》愈做愈好，我才慢慢成為果粉，沒料到，再過幾年，我竟然有機會加入《蘋果》的大家庭，縱是兼職，卻畢生難忘。

事情發生在2006年。我因工作苦悶，嘗試投稿到報章，最初選了am730，登了，再投，又登。不久，我收到一個陌生人的電郵，他自稱是《蘋果》主筆（下稱「大佬」），想約我出來見面，看看有沒有合作的空間。我受寵若驚，同時也懷疑是否騙局，我只是無名小卒，怎會有人看得上眼？但機會難逢，姑且一試，遂相約在我公司飯堂面談，具體談了甚麼我早已淡忘 ，只記得我提及我崇尚奧國學派，拜讀過Mises和Hayek 的大作，他對此甚為欣賞，但沒有承諾甚麼，只說保持聯絡。

後來，我搞了一個私人聚餐，名曰「經濟人之夜」，膽粗粗邀請大佬出席，他不但應邀更找來兩位友好一行三人前來助興，地點在城大的西餐廳，當晚共有十多人，天上地下無所不談，大佬的博學，眾人無不拜服，餐廳十點打佯，大家意猶未盡，故轉移陣地到南山邨邊食糖水邊吹水，一直到午夜十二點才結束。散水時，大佬還沒提及彼此可以有甚麼合作，只拋下一句──還是那一句「保持聯絡」便走了。

再後來（同年暑假），我去日本旅行，吃喝玩樂仍不忘「公事」，借用酒店的電腦跟大佬keep in touch。返港後，大佬叫我去《蘋果》總部開會（飛雲，機會終於來了），地點在蘋果批辦公室（下稱「蘋批辦」）。「蘋果批」就是《蘋果》的副社論，版面置於正社論「蘋論」之下，足見地位之重。

「蘋果批」是集體創作（三至四人），但每篇文章都會印上撰稿員的親筆簽名，非常威水。開會當日，大佬給我簡單介紹過後，便開始埋頭寫文，期間不時跟我們「腦震盪」交流意見。我記得大佬寫的是一篇關於中日關係的文章，我靈光一閃，以撫順戰犯管理所為例，說了一點謬見，大佬拍枱叫好，並將之融入其文。大佬後來跟我說，由於截稿臨近，不能大改，否則他會重寫。我初來報到，竟能有所貢獻，不亦樂乎。但我提議的幾個寫作題材，都一一給大佬ban了，他沒有詳述因由，只說這樣不好那樣不對，似要迫我動腦筋，激發自己的小宇宙。回家時，我在車上苦思冥想，文章應該怎樣寫才能吸引讀者？突然間想通了：自己平時喜歡看怎樣的文章，不就可以依樣畫葫蘆嗎？

自此以後，我逢星期五放工後，都會去《蘋果》跟大佬及眾兄弟開會，寫甚麼題材、用甚麼角度、直筆還是曲筆……大家互相爭辯，期間大佬經常會扮演「魔鬼辯護者」（devil’s advocate），專講反話，以測試我們的論點能否站得住腳。我在《蘋果》的第一炮「難兄難弟」，在06年8月25日刊出，說的也是中日關係，寫得不太好，但風格是新嘗試，以迎合《蘋果》style。

由於我是兼職，沒有職員證，返工要在大堂保安處登記，日子久了，保安認得我，每次我行近櫃枱，還未開口道明來意，他便笑笑口跟我說：「蘋果批吖嘛。」保安的「溫馨加持」，令我有一種「愛回家」的感覺。

也因為兼職的緣故，文章只能不定時見報，寫了一年，約四十篇。平身第一次面向讀者寫作，跟以前寫blog文自high不可同日而語。風格不斷在變，初則模仿，繼而發展出自己的套路。但千變萬變，宗旨不變，也就是《蘋果》自創刊以來一直堅持的精神：「不扮高深，只求傳真。」大佬經常告戒我們，無論道理多麼高深，文章都要務求淺白，最好連牛頭角順嫂都睇得明。大佬的話，成為我日後寫作生涯的座右銘。

數算我在《蘋果》的日子，有兩件事印象最深刻。一是《蘋果》為Hayek及Milton Friedman鑄造了兩尊銅像，想我寫一篇文以誌其盛，限一日內交稿，我放工後馬上開工，跟時間競賽，注意力空前集中，務求在最短時間內起貨。文章見報後（見左邊大圖），評價尚算正面，我也鬆一口氣，個人榮辱事小，大佬面子事大，他把重任交托給我，我不能令他失望。

另一是大佬有一個出版計劃，預我一份，但他貴人事忙，不久就把計劃擱置一旁（也可能是忘記了，I don’t know），直至死線臨近，不能再拖，他才集齊人馬，把我們鎖在蘋批辦，不寫好大綱及分工，不准回家，這又是一個緊張又刺激的冒險歷程。計劃最後順利完成，那本書還有幸入選當年書展的「名家推介」系列，推薦者正是時任拔萃男書院校長張灼祥！

對了，還有一件事。07年某日，我在公司收到大佬急call，叫我放工後即回《蘋果》，有要事商討。甚麼事？莫非要炒我？我懷着戰兢的心情踏入「蘋批辦」，他劈頭第一句就說：「我有個offer比你，睇你有無興趣？」原來大佬紮職，想提攜我做論壇版編輯，人工double。小弟自出娘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幾乎肯定也是最後一次）被人高薪挖角，既驚且喜，喜者，事業終於有突破，向上爬指日可待；驚者，怕自己力有不逮，半途給人殺下馬來。大佬叫我回家好好想清楚，「唔駛急，最緊要快」，給他一個答覆。

Go or no go？我反覆思量，差一點就遞信辭職，但最後還是縮沙。因為適逢新婚在即，凡事傾向穩定，加上編輯工作非我所能，我最喜歡還是寫文。我「不該」，辜負了大佬的好意，但大佬大人有大量，不跟小弟計較，過了幾年又再找我合作另一個project，這是後話。

且說上述的人事調動，「蘋果批」由集體創作改為一人負責，我自知出文機會大減，亦逐漸淡出，不久轉投am730，有幸擁有屬於自己的專欄。我不敢自誇，若非大佬之前給予機會、《蘋果》給予平台，我不可能有此厚待。

時光荏苒。我離開了《蘋果》已有十多年，再見不止是朋友，因為《蘋果》（包括大佬）可以稱得上是我的恩人。今日《蘋果》走了，但《蘋果》精神，永遠常在我心。將來兒子長大，我會告訴他：「你老豆我曾幾何時有幸在一間傳奇報館工作過，為守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克盡綿力。縱使無力回天，我也問心無愧。」

我在蘋果的日子，要寫的還有很多，但時間關係，暫且擱筆。最後以一句話總結：

一日蘋果人，終身蘋果人！

反送中一周年──假如我是通識科老師

經典戰爭片《碧血長天》，英文戲名是the longest day，套用今日的香港，可稱為the longest year；過去一年，驚心動魄，也不知我們香港人是怎麼捱過來──百萬人大遊行、警民大衝突、721恐襲、831懸案、黎明行動、大學攻防戰、數千人被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示威稍息，武肺襲來，之前出盡奶力也未竟全功的三罷，鄰國幫你完成任務，但換來的卻是一夜蕭條。這一年，香港人活得很苦呀！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假如我是通識老師，我會怎樣跟學生細說事件的來龍去脈？無錯，我有立場，但老師也是人，有立場好正常，正所謂黃藍是政見，黑白是良知，教學生明辨是非黑白，是老師的責任。而不論立場，只講對錯，就要看老師的功架了。

首先，示威者有無失控？無可否認，的確有，馬鞍山撻人著火事件，是整場運動其中一個最大的污點（那可是違反了「武力對等」的原則，龍門不能隨意搬），另一個不幸是上水阿伯遭磚頭掟死，相比前者，後者是一個意外，而類似的「意外」，也發生在很多手足身上。這些事原本是不應該發生，也無理由會發生，發生了，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那警察有無濫暴？come on James！黑白是良知，如果你覺得警察沒有濫暴，要麼你是一級港豬，極度無知，要麼你是深藍，超級無良！

今日的亂局，大家有目共睹，但亂局背後，雙方為何會失控，則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單單聚焦暴力畫面，空談甚麼香港淪亡，無異於井底之蛙。

但凡群眾運動，本來就容易失控，因為責任分散（此即社會心理學所謂的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當大家都有責任時，大家都不會覺得自己有需要去承擔責任，故容易做出平時不敢做的事來（同樣適用於警暴）。而政府的責任，就是避免這個情況發生，因為一旦發生了，就好難收科。

怎樣避免？極權政府慣用高壓手段，以武力鎮壓，套用中共的術語，是「消滅於萌芽狀態」，所以網上流傳這樣的笑話：「有這麼一個國家，一上訪，就是瘋子；一上街，就是鬧事；一揭露，就是造謠；一理論，就是誹謗；一提議，就是煽動；一批評，就是顛覆……」

文明社會（我不說民主社會，因為沒有民主的社會也可以好文明，例如港英年代）又怎樣呢？不外乎兩招：聽取民意和疏導民怨。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不論政府是否民選，也不能視民意如無物，除非你狠下心腸，與民為敵。

以反送中為例，政府一開始便惺惺作態，說要把罪犯（陳同佳）繩之於法，但以條訂逃犯條例為手段，卻迂迴曲折，捨易取難，令人懷疑此舉另有不可告人之目的。及後台灣表明不接受港府的做法，後者卻仍以此為由，強推送中，那便是司馬昭之心了。

姑勿論政府的意圖是甚麼，民意倒是清晰的，就是全港一致反送中，因為大陸一向以政治凌駕法律，三權合作，無法無天，送中猶如送死，所以莫講泛民及小市民，就連大商家、大教授、大律師，甚至本應中立的法官，都站出來反對。偏偏政府態度傲慢，一意孤行，甚至直斥反對意見為「垃圾」，彷彿全世界都不懂法律，只有林奠一干人等才懂，你叫市民怎能服氣？

理論上，法例有爭議，政府應該想辦法釋除市民疑慮，而非強硬立法，但政府可能貪勝不知輸，之前DQ了多位泛民議員，以為夠票就可通過，不惜違反程序，繞過內會直上大會表決，「過咗海就係神仙」，此舉觸怒全港市民，the rest is history。

問題是，反送中為何會一發不可收拾？那就是香港多年來累積的恐共情緒的大爆發。共產黨是甚麼東西，毋須多言，就算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一日千里，但極權依舊，而科技進步，亦助長中共對人民的監控，以言入罪無日無之。中國是進步了，同樣也是退步了，兩者互不排斥，視乎你怎樣看。

民無信不立。倪匡講過：「妓女猶可信，中共絕不可信。」送中的問題，在於一個「信」字，如何確保送中不會令洗頭艇合法化？又如何確保疑犯在送中後會得到公平合理的審訊？政府的解釋十分牽強，一是法官把關，另一是特首把關。但法官的職責是審案，不是查案，法官只能根據現有的證據來審，但證據來自大陸，講到尾，還是一個「信」字。至於所謂特首把關，跟共產黨是甚麼東西一樣，也是毋須多言了。

更可笑的是，律政司曾說，不同意送中可以上訴，但要返大陸，OMG，那是尋釁滋事呀！

當政府失信於民，便會滋生各種各樣的陰謀論，不一定對，但也不會是全無根據，例如單程證是換血、普教中是推普滅粵、國民教育是洗腦、新界東北發展是中港溶合、23條是打壓人民自由、國安法是終結一國兩制……你可能不認同，你敢說大陸的教育沒有洗腦成份？你敢說大陸沒有以言入罪？你看近年中共拆十字架燒聖經封教堂，你敢說大陸有宗教自由？新疆「再教育營」（中共用語）關押無數維族人，你敢說中共沒有違反人權？

當然，過去一年的動亂，送中只是導火線，歸根究柢，是持續多年的中港矛盾。不要跟恐共情緒混為一談，恐共一直存在，但中港矛盾卻是近年的事。回想08年汶川地震，香港各界踴躍捐輸，因為大家都相信血濃於水，中共不好，人民是無辜的。其後京奧大捷，香港人與有榮焉，哪來甚麼中港矛盾？

轉捩點在09年出現。該年，陸續有報道說給汶川的捐款被不當挪用，市民的血汗錢，都跑進貪官的肚裏；然後發現災區倒塌的都是學校及民房，政府大樓卻屹立不倒；那些死了孩子的父母上訪申冤，卻反被政府打壓，維權律師則被控以尋釁滋事……香港人開始醒覺，這是一個甚麼樣的國家？

同年，政府推出一簽多行，將自由行推上頂峰，小小一個香港，每年接待數千萬遊客，當中自由行佔大半，試問怎麼吃得消？而自由行衍生水貨客，他們集中在靠近邊境的市鎮如上水、元朗、屯門等地搵食，一日走幾轉，把日用品搶購一空，同時也把這些地區的租金搶貴了，一街都係藥房，一地都係垃圾，一車都係大陸人，民生大受影響，加上雙非童驟增，學位供不應求，迫得本地學童要跨區上學，這不是雀巢鳩佔是甚麼？

平情而論，政府也不是無所作為，例如限奶令、禁雙非，以近年港府的施政來說，也算是德政，但對解決問題完全沒有幫助，至少，問題的徵結依然存在，那就是失控的自由行扭曲了香港的經濟，也令昔日的東方之珠黯然失色。與此同時，高官及商界卻一味叫市民包容，甚麼「過門都係客」，難聽過粗口；而自由行以恩主自居，「沒有我們來消費，你們食屎了」，也徒添民怨。

當然，要數自由行最大的問題，莫過於搶貴樓價。由09年起，樓價就升過不停，當年一棟三百萬的樓，現在要賣一千萬，人工根本追不上。牽一髮而動全身，買樓關乎成家立室，也直接影響退休後的生活質素，上車無望，等於失去前途。原本，買樓租樓各有利弊，但在香港的畸型環境下，只有業主才能坐享資產價格上升帶來的好處，令貧富懸殊變得更為嚴重。由此可見，自由行不止扭曲經濟，連香港人的一生，也扭曲了。

雖說自由行源於03年沙士，對當年百業蕭條的香港，確有起死回生之效，但經濟成果是要共享，否則便沒有意義。香港已經是發達城市，不需要靠旅遊收益（包括水貨收益）支撐經濟，而自由行帶來的繁榮，只惠及小部份人，主要是老闆及業主，其次是零售業僱員，但後者只是打份工，薪金不見得比其他行業高（售賣奢侈品除外）。

凡事過猶不及，失控的自由行，除會影響民生，也養大了商家的胃口，使其自動配合政府（包括中共）施政，形成利益共同體，這也是上述陰謀論的背景──市民覺得中共借經濟滲透干預香港。政治上，perception is reality，政府除一貫否認外（不忘叫市民包容），卻沒有相應的行動配合，市民要「自己社區自己救」，自然更加令各種陰謀論不脛而走。

還有一點，04年的佔中爭普選，是香港人對《基本法》的最後期望，但人大831決議，令一切希望成泡影，所謂港人自治，只是一場戲，而後來的連串DQ事件（重點是「連串」二字，而非單指起初的「梁游事件」），更令港人醒覺，議會政治已不能有效制衡政府。

當社會矛盾變成中港矛盾，恐共變成反共，修訂送犯條例，也就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蘆葦，而69百萬大遊行，或許是「止暴制亂」的最後機會，卻被政府無視，那個於當晚十一時發出的「如期恢復二讀」聲明，令一切都不能挽回了。

大中華膠的前世今生

一場反送中，令香港人跟大陸徹底反面，也在國際上樹立了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鮮明形象。但五年前的佔中，港人仍對共產黨抱有一絲希望，幻想只要貫徹執行基本法，一國兩制仍是香港未來的最佳保障。若再回首零八年，則更沒有黃藍之分，大家都是大中華膠，同為四川大地震流淚，也為國奧健兒齊喝采！

不少人曾為文解釋為何我們「不再是」是大中華膠，可以理解，畢竟這些年發生過的那些事，大家是有目共睹，但凡有理智有良知，不可能不打倒昨日的我。那當初為何還會上當？那就不容易理解了。明明共產黨有七十年track record給人看，何苦我們還要「派膠」？或許，我們都有過以下的迷思：

1. 贖罪心態

港英年代，是共產黨最邪惡的時期，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通通慘無人道。一河之隔的香港，托事頭婆的鴻福，倖免於難，但內心總有愧疚，覺得同胞受苦，我們則大富大貴，有點像發國難財，吃人血饅頭，久而久之，便養成大中華膠的情意結，血濃於水，希望祖國強大，對同胞的接濟，對新移民的接納，也克盡綿力，做到幾多得多。其後改革開放，大陸經濟重回正軌，套用共產黨的話，不知多少億人脫貧了，我們便由衷替他們高興，卻埋下日後種種誤判的禍根。

2. 黨國一體

年少無知，我們都很天真，以為中共不等於中國，共產黨再可惡，愛國也是應份。但後來發現，全世界就只有我們這些大中華膠會拘泥黨國二分，反正共產黨不會分，中國人不懂分，外國人又懶得分，我們又何須枉作小人？

要知道，共產黨是黨國一體、黨政合一、黨指揮槍，各級領導之上還有黨委書記，真真正正是黨領導一切。正如那支五星紅旗，最大那顆星是共產黨，餘下四星分別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說穿了，就是中共國。只有傻仔才會說：「愛國不等於愛黨。」好遺憾，想當年我們都是超級大傻仔。

反觀美國，人家的總統既是行政長官，也是三軍統帥，但軍權（國民警衛隊除外）是屬於總統一職，而非屬於個別政黨，總統又是人民選出來，最多連任一屆，確保政黨輪替，這跟「聽黨指揮，能打勝仗」的中共國，是兩碼子的事。

3. 中共國和中國人

「最衰都是政府，人民是無辜的。」這句話大家不會陌生吧？舉個例，戰爭是日本政府發動的，他們固然該死，那日本人呢？他們是否無辜？美國向日本投擲原子彈，無差別殺人，是否戰爭罪行？這要從歷史中找答案。自明治維新起，便有所謂「軍資獻納」，即賦稅以外的自願捐款，協助政府擴充軍備，社會各界熱烈響應，例如大正初年靠表演魔術致富的日本奇女子松旭齋天勝，死後便向陸海軍分別捐資二萬日圓，相當於今日的一億日圓，如果她是原爆受害者，你會說她是無辜嗎？再說，擴張帶來的繁榮，由全民共享，那麼爭戰帶來的苦果，難道不應該由全民承擔？這就是共業了。

同樣道理，共匪竊國後，迫害異己，殺人如麻，摧殘文化，無以復加，禍害之深遠，尤勝日本侵華。但中國人不但不反抗，還甘之如飴，也可能是明哲保身，不重要，總之沒有順民，就沒有暴政，兩者難分彼此，因為互為因果──是中國人的愚忠，創造了共產黨這頭惡魔，而後者的愚民政策，又反過來延續了前者，形成惡性循環。

在中共國內，愛國等於愛黨，但對於「港澳台同胞」以至海外華人，中共不需要他們愛黨，只需要「愛國」便夠了，因為黨國一體，只要你「愛國」，潛移默化，你便會慢慢認同「沒有共產黨便沒有新中國」。所以中共經常對外吹噓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這是最高明的統戰伎倆，能洗人腦於無形，若你與有榮焉，便中計了。

但凡極權政府，都愛借體育競技宣揚國威，遠至納粹德國，近至蘇共、中共，皆是一丘之貉。君不見中國運動員在國際比賽奪冠後，例必感謝黨？因為人在屋簷下，不能不低頭。但網球好手李娜不吃這一套，在贏得法網公開賽後，她逐一感謝贊助商、丈夫及其團隊，連球童都有份，偏偏不提共產黨，成為一時熱話。慶幸醒覺的人不止李娜一個，當年京奧全城撐，去到2012倫敦奧運，港人的熱情已經冷卻下來，而上屆的里約奧運，港人更首次掉轉槍頭……證明我們已經看穿了共產黨的把戲，甚麼「中國人的驕傲」，只是維穩的伎倆罷了。

不要把「感謝黨」跟（比方說）「大美國主義」相題並論，人家是單純的愛國主義，以國家為單位，而非指向共和民主兩黨，而中國的「感謝黨」，卻是宣揚赤裸裸的忠君愛黨！

4. 新移民今昔

承接上一點。香港是移民城市，除了原居民，我們的上一代大部份都是國內的新移民。以前我們對新移民雖有歧視，大體上還是接受的，除了所謂的血濃於水外，主要是新移民積極融入本地社會，自食其力，講廣東話（那怕是半鹹淡），做香港人。但千禧年後，強國崛起，新移民便開始變質。他們不學廣東話，不尊重本地文化，反而把大陸的陋習帶來香港，喧嘩、打尖、亂拋垃圾，部份更騙取福利，蠶食香港資源，結果引發持續多年的中港矛盾，令社會嚴重撕裂。

新移民若能入鄉隨俗，不論貧富，不分種族，都值得我們以包容、接納的態度待之。即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大中華膠的由來，便是基於對上一代新移民的良好印象。殊不知天會黑，人會變。中國人富貴了，便反客為主，把香港當成自己的主場。更要命的是，他們在國內被中共洗腦多年，思想閉塞，只追求物慾，對民主、自由這些不能當飯吃的普世價值不屑一顧。原本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下，他們的存在也無傷大雅，但中共的魔爪愈伸愈過，滲透無處不在，加上港府暗中配合，借新移民過橋，推行換血計劃，令香港變得愈來愈大陸化。

5. 中港溶合

先分享兩件不堪回首的往事：

我記得大約十二、三年前，無線有個節目說大陸藥房多假貨，故大陸人喜歡來港買藥。我當下的感覺是既光榮又歡迎，希望他們多來港購物。當年還未有一簽多行，上水元朗等地還未淪陷，一時的優越感蒙蔽了理智，現在回想，悔恨當初。

第二件事發生在2009年，當時我在am730寫專欄，其中一篇評中央送大禮，我認為無問題，更指反對者是為反而反，不懂把握中港融合帶來的機遇。這篇文成為我寫作生涯空前絕後的污點！

我自問客觀理性，論反共，也是當仁不讓，何解會有此誤判？事後估計，是我對自由市場的信任大於對極權的戒心，而這也是一般人的盲點，以為經濟開放會帶來政治改革。這是有歷史為證的，但中共卻打破了歷史慣例，因為大陸有十幾億人口，市場潛力極大，而中共又實行官僚資本主義，以國企控制多個核心領域，大賺特賺，令中共成為歷史上唯一一個同時兼備極富與極權的國家，就連全盛期的蘇共亦望塵莫及！

中共其中一項殺手鐧，是用自由行攻陷各國，養大當地商家胃口，使其自願依附中國，成為利益共同體。香港的情況就是這樣，自從03年開放自由行，09推出一簽多行，從此藥房金舖遍地開花，小小一個香港，每年接待四、五千萬大陸自由行，商家個個賺到笑呵呵。共產黨兵不血刃，甚至不用自己出錢，就能把整個商界收編，你說厲害不厲害？

馬後炮永遠準確，但自由行剛推出時，有誰想過會落得今日的下場？一無先例可循，二是沙士剛過，百業蕭條，香港已經「回歸」了（現在應正名為「主權移交」），外國遊客可以自由來港觀光，為何一國之內的同胞就不行呢？開放自由行，猶如打開潘多拉之盒，當你吃不消，想關上已經太遲了。

台灣是另一個絕佳例子，開放陸客觀光，原本是正常不過的商業活動及民間交流，有誰想到陸客一旦成為台灣旅遊業支柱後，中共會以此為手段，迫台灣就範──你聽話就放陸客來，你曳曳就cut，把你陰乾。陸客當然會說政治歸政治，他們只想來血拼。但正正因為陸客人數眾多，共產黨得以借其之手，以收統戰台灣之效，此即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去年的「NBA事件，亦證明了中共如何透過商業滲透達致政治目的，表面上是尋常的商業贊助，一如自由行來港消費，是正常買賣，怎會想到背後原來有不可告人的陰謀。無辦法，在中共眼中，「就算一張廁紙、一條底褲」，都有政治牽涉其中，正常人是難以理解的。

總結

包容等於縱容，是大中華膠之過；沉默便是幫兇，指中國人助紂為虐。一句血濃於水，令我們蒙蔽雙眼，看不清黨國一體的客觀事實，也分不清順民與暴政的互為因果。而幾十年來的優越感以及發大財的勢利心態，更令我們重覆當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的慘痛教訓。試問苦海無邊，回頭非岸，來者可追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