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聖誕有個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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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東燈飾已亮,表示聖誕將至。要記住,是聖誕,不是耶誕,更加不是左膠的season’s greetings(不用分辯,你講season’s greetings,我就當你係左膠,即人類公敵),一年最期待的日子、最多回憶的時刻又來了。

每年聖誕,我都會預早一個月播聖誕歌,抗衡「節日氣氛遞減定律」。這些年,家中收藏的聖誕CD也有十隻八隻,其中有四隻最常播(如上圖),首選,是卡拉揚的Christmas Adagio。還記得一九九六年,我在沙田的HMV閒逛,見此碟放在當眼處,好奇拿來試聽,第一首是Giuseppe Torelli的Christmas concerto,聽不夠一分鐘,我便放低耳筒,然後拿起CD走向收銀處,好像連價錢也沒有看清楚就拿出銀包來……

我聽古典音樂幾十年,很少會像這那一次,對一首從未聽過的樂曲如此著迷,而且在短短的一瞬間,就決定把它買下來,我甚至還沒有細看該CD同時收錄了甚麼樂曲,因為那短短一分鐘的引子,已經值回碟價。

何謂Christmas concerto?那可不是甚麼jingle bells的管弦樂版!事實上,我們平時聽慣聽熟的聖誕歌,大部份是上世紀初中期歐美的通俗作品,而Christmas concerto是另一回事,它是指中世紀天主教會特別委託作曲家為聖誕節譜寫的樂曲,而concerto一字,亦有別於今日我們認識的協奏曲,那是巴洛克時期的concerto grosso,即把樂團分為主奏部及伴奏部,兩個聲部互聲交替、模仿、追逐,構成一首結構複雜、音響華麗的樂曲。Vivaldi之後,concerto簡化為一個獨奏樂器,再配合一隊伴奏樂團的形式,如鋼琴協奏曲、小提琴協奏曲等。

話說回來。如果Torelli的Christmas concerto不是卡拉揚版,而是其他所謂的古樂團,用他們認為「正宗」的方式演奏,恐怕不會令我一聽著迷,唯有卡拉揚的大樂團所奏出的華麗音響,把這首樂曲開首的蒼涼、蕭殺的氣氛無限放大,令我彷彿置身於茫茫白雪中,迷失了方向。這種感覺,每次聽都會重現,但以第一次感受最深,也最震憾(相信跟當年的經歷有關)。如果要搬去荒島長住,只准帶三隻CD,卡拉揚的Christmas Adagio必定是其中之一!

排第二的,是Angel Voice第三輯,那是九十年代的出品,由英國的St Philips Boy’s Choir獻唱,其中一曲Walking in the air,來自經典聖誕卡通片《雪人回來了》的主題曲,演繹細緻動人,真係無得輸!

排第三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維也納兒童合唱團的Christmas album,該團多年來出過不少聖誕專輯,以這一隻最好,無他,皆因選曲、編曲、演繹皆合心水,沒有多餘的變奏或過場(新瓶舊酒的所謂「賣點」),回歸傳統,我最喜歡是War is over及O holy night。

最後也是最傳統的演繹,是昔日EMI在六十年代的出品,由劍橋大學英皇學院合唱團獻唱,不止沒有多餘的變奏,甚至沒有多餘的伴奏,無添加,原音重現,emmanuel是我較喜歡的一首。

文革五十年

今天是文革五十周年,中共定性為十年浩劫,我認為是千年浩劫,因為文革十年,將中國五千年的優良傳統一次過革掉,只剩下今日的核突支那style。不要嘗試質疑我,我對文革的認識,有資格教你老師的老師。

回想文革三十周年,也就是一九九六年,當年還未投誠的無線有一個特備節目《文革三十年》,主持是已故的李汶靜,我雖熱愛中國歷史,但對這場浩劫還是一無所知,無意中看了這個節目,深受震撼,那些紅衛兵是不是瘋了?為甚麼年紀輕輕就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把一個國家搞到亂七八糟?毛澤東這個殺人狂魔,竟然是「偉大領袖」?如果文革也只算是「三分過」,那「七分功」是甚麼?擊退外星人,保衛全宇宙?

自此,我迷上了文革,當年我十六歲,去油麻地的中華書局,買了嚴家其的《文革十年史》回家看,但看不明,一來文革太複雜,二來,作者平舖直述,少分析,多敘事,絕非入門書。勉強讀畢,還是一知半解。後來買了張家敏(近年當了人大,投共了?)的《建國以來》上下冊,共九百頁,由頭讀到尾,掩卷嘆息不下一掌之數。再後來,是丁抒的《陽謀》、《人禍》(這兩本書極力推介),還有徐友漁的《形形色色的造反》,終於讀懂了老毛的「七分功」和「三分過」究竟是甚麼東西。

大學主修歷史,其中一個原因是對文革的迷戀(純粹學術興趣,跟強國毛粉迷戀文革,完全是兩回事),take了一個「三字頭」(即只供year 2或以上學生修讀)的course「當代中國」,指定教材正正就是張家敏的《建國以來》,這本書我在中五會考前已讀畢,另一本是陳永發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不錯,但及不上張家敏那本。那個教授只懂依書直說,例如陳永發說反右原因是中共以為鳴放可以在「和風細雨」下進行,但事與願違,只好反口,言者有罪。那個教授不加思索,照單全收。我不止一次在堂上駁嘴,教授都無法回應,只是顧左右而言他,我就知道,不要迷信教授,信自己。

一轉眼,文革五十年了,廿年前的中國,變成今日的強國;昔日的壞人,變成今日的老人;當年的窮人,變成現在的土豪。以前中國令人同情,現今強國令人討厭。悲哉!

重光七十話當年

Oct issue

寫了一連四期的二戰系列,主要環繞美日戰爭的始末,香港乃太平洋戰區之一,三年零八個月的艱苦歲月,是上一輩的慘痛回憶。日本戰敗七十年,也是香港重光七十年,每年八月三十日,是真正屬於香港人的大日子。雖則現在已是十月,但遲到好過無到,謹以拙文獻給那些在日治時期的蒙難者及倖存人士。

劉智鵬及周家建的《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是口述歷史,內容比較生活化,作者採訪了十七位倖存者,他們來自各行各業,對日治時期的經歷各有體會,對日軍也有不一評價,甚具參考價值。作者附以史料佐證,令訪談內容更真實可信。

戰後出生的人,若非香港史專家,對三年零八個月的印象離不開走難、無飯開、朝不保夕、生不如死。有錯嗎?當然沒有,但不夠全面,讀歷史,一定要全面,方能客觀評價。比如說,大家都知道當年的米糧由日軍分配,每人每日六兩四。夠食嗎?不夠,只是一餐的份量,其餘要靠雜糧充饑,但部份人可獲優待,除「漢奸」外(很難定義,篇幅所限,不贅),但凡大中小學教員,尤其知名學人,皆可獲額外配給,且是矜貴的日本米。何解?因為日軍縱然邪惡,卻十分重視文教,這是明治維新以來的傳統,不因地域而異。

再說日軍軍紀,後世的評價差到不得了,例如行經哨站時忘記向日軍鞠躬,會被掌摑羞辱,甚至毆打致死,但受訪者馬迺光說,他向日軍鞠躬後,對方不止一次鞠躬回禮,意想不到吧?又如惡名昭著的「三光」之一,搶光,令無數人一夜破產,但細心一想,如果由朝搶到晚,不用一年,整個城市就給淘空了,這樣胡鬧又豈能長治久安?受訪者麥錫邦在淪淊時做過小販,他說大部份日軍都好自律,用真金白銀買,只有小部份會強搶其貨(按:強迫兌換軍票,其實已等同搶掠)。另一位受訪者梁秀蓮說,憲兵不時入屋搜查,但都有規有矩,並會透過翻譯跟屋主交代因由。

我無意替日軍翻案,他們的罪行罄竹難書,但說過了,讀歷史要客觀全面,單單一句「慘無人道」,不足以道盡淪淊時的景況。上述例子又如何解釋?撇除個別日軍比較文明不論(書中記載了幾則「中日友好」的故事),主要是日治政府為了粉飾太平所營造之假像。例如受訪者葉志堅說,日軍在市區「較有風度」,甚少當眾殺人,但在新界則是另一回事,見人就殺,殺一儆百。為何如此?因為東江遊擊隊主要在新界活動,日軍要加倍防範,寧可殺錯,絕不放過。

講開粉飾太平,日軍的做法頗見心思,除了馬照跑、舞照跳,還准許公然聚賭,讓市民小賭忘憂。但其後戰事日非,資源緊絀,再無太平可供粉飾,市民普遍挨餓,甚至出現人食人、易子而食的慘劇。我在九月號討論過日本的戰爭責任,嚴斥「陰乾論者」為冷血之徒,因為他們只顧保全日本人,卻無視日治地區人民的生死。試想,假如盟軍真的以「陰乾代替炸光」,戰事起碼持續多半年或以上,香港還要餓死多少人?中國呢?東南亞呢?難道他們都不是人,只有日本人才是人?

《吞聲忍語》的可讀之處,在於所載之事,均是戰爭倖存人的所見所聞,一字一句,皆由血淚寫成。聽他們細說當年,猶如置身現場,感受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憶苦思甜,幸福,從來都不是必然的。

原文刊於《閱刊》十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