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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蘋果》的日子

我最早的《蘋果》記憶,正正就是創刊號那一天──1995年6月20日。當年我住太子,那日如常返學,在太子地鐵站外,我見有人派蘋果,是食得落肚的蘋果,不知是誰想出來的gimmick,廿多年後的今日,仍為人津津樂道。且說當時,我無拿蘋果亦無買《蘋果》,閱報的習慣我是有的,但只對體育新聞有興趣,嚴格來說,只看足球,尤其港甲。眾多報章中,以《成報》的港甲新聞最詳盡,故是首選,後來《蘋果》愈做愈好,我才慢慢成為果粉,沒料到,再過幾年,我竟然有機會加入《蘋果》的大家庭,縱是兼職,卻畢生難忘。

事情發生在2006年。我因工作苦悶,嘗試投稿到報章,最初選了am730,登了,再投,又登。不久,我收到一個陌生人的電郵,他自稱是《蘋果》主筆(下稱「大佬」),想約我出來見面,看看有沒有合作的空間。我受寵若驚,同時也懷疑是否騙局,我只是無名小卒,怎會有人看得上眼?但機會難逢,姑且一試,遂相約在我公司飯堂面談,具體談了甚麼我早已淡忘 ,只記得我提及我崇尚奧國學派,拜讀過Mises和Hayek 的大作,他對此甚為欣賞,但沒有承諾甚麼,只說保持聯絡。

後來,我搞了一個私人聚餐,名曰「經濟人之夜」,膽粗粗邀請大佬出席,他不但應邀更找來兩位友好一行三人前來助興,地點在城大的西餐廳,當晚共有十多人,天上地下無所不談,大佬的博學,眾人無不拜服,餐廳十點打佯,大家意猶未盡,故轉移陣地到南山邨邊食糖水邊吹水,一直到午夜十二點才結束。散水時,大佬還沒提及彼此可以有甚麼合作,只拋下一句──還是那一句「保持聯絡」便走了。

再後來(同年暑假),我去日本旅行,吃喝玩樂仍不忘「公事」,借用酒店的電腦跟大佬keep in touch。返港後,大佬叫我去《蘋果》總部開會(飛雲,機會終於來了),地點在蘋果批辦公室(下稱「蘋批辦」)。「蘋果批」就是《蘋果》的副社論,版面置於正社論「蘋論」之下,足見地位之重。

「蘋果批」是集體創作(三至四人),但每篇文章都會印上撰稿員的親筆簽名,非常威水。開會當日,大佬給我簡單介紹過後,便開始埋頭寫文,期間不時跟我們「腦震盪」交流意見。我記得大佬寫的是一篇關於中日關係的文章,我靈光一閃,以撫順戰犯管理所為例,說了一點謬見,大佬拍枱叫好,並將之融入其文。大佬後來跟我說,由於截稿臨近,不能大改,否則他會重寫。我初來報到,竟能有所貢獻,不亦樂乎。但我提議的幾個寫作題材,都一一給大佬ban了,他沒有詳述因由,只說這樣不好那樣不對,似要迫我動腦筋,激發自己的小宇宙。回家時,我在車上苦思冥想,文章應該怎樣寫才能吸引讀者?突然間想通了:自己平時喜歡看怎樣的文章,不就可以依樣畫葫蘆嗎?

自此以後,我逢星期五放工後,都會去《蘋果》跟大佬及眾兄弟開會,寫甚麼題材、用甚麼角度、直筆還是曲筆……大家互相爭辯,期間大佬經常會扮演「魔鬼辯護者」(devil’s advocate),專講反話,以測試我們的論點能否站得住腳。我在《蘋果》的第一炮「難兄難弟」,在06年8月25日刊出,說的也是中日關係,寫得不太好,但風格是新嘗試,以迎合《蘋果》style。

由於我是兼職,沒有職員證,返工要在大堂保安處登記,日子久了,保安認得我,每次我行近櫃枱,還未開口道明來意,他便笑笑口跟我說:「蘋果批吖嘛。」保安的「溫馨加持」,令我有一種「愛回家」的感覺。

也因為兼職的緣故,文章只能不定時見報,寫了一年,約四十篇。平身第一次面向讀者寫作,跟以前寫blog文自high不可同日而語。風格不斷在變,初則模仿,繼而發展出自己的套路。但千變萬變,宗旨不變,也就是《蘋果》自創刊以來一直堅持的精神:「不扮高深,只求傳真。」大佬經常告戒我們,無論道理多麼高深,文章都要務求淺白,最好連牛頭角順嫂都睇得明。大佬的話,成為我日後寫作生涯的座右銘。

數算我在《蘋果》的日子,有兩件事印象最深刻。一是《蘋果》為Hayek及Milton Friedman鑄造了兩尊銅像,想我寫一篇文以誌其盛,限一日內交稿,我放工後馬上開工,跟時間競賽,注意力空前集中,務求在最短時間內起貨。文章見報後(見左邊大圖),評價尚算正面,我也鬆一口氣,個人榮辱事小,大佬面子事大,他把重任交托給我,我不能令他失望。

另一是大佬有一個出版計劃,預我一份,但他貴人事忙,不久就把計劃擱置一旁(也可能是忘記了,I don’t know),直至死線臨近,不能再拖,他才集齊人馬,把我們鎖在蘋批辦,不寫好大綱及分工,不准回家,這又是一個緊張又刺激的冒險歷程。計劃最後順利完成,那本書還有幸入選當年書展的「名家推介」系列,推薦者正是時任拔萃男書院校長張灼祥!

對了,還有一件事。07年某日,我在公司收到大佬急call,叫我放工後即回《蘋果》,有要事商討。甚麼事?莫非要炒我?我懷着戰兢的心情踏入「蘋批辦」,他劈頭第一句就說:「我有個offer比你,睇你有無興趣?」原來大佬紮職,想提攜我做論壇版編輯,人工double。小弟自出娘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幾乎肯定也是最後一次)被人高薪挖角,既驚且喜,喜者,事業終於有突破,向上爬指日可待;驚者,怕自己力有不逮,半途給人殺下馬來。大佬叫我回家好好想清楚,「唔駛急,最緊要快」,給他一個答覆。

Go or no go?我反覆思量,差一點就遞信辭職,但最後還是縮沙。因為適逢新婚在即,凡事傾向穩定,加上編輯工作非我所能,我最喜歡還是寫文。我「不該」,辜負了大佬的好意,但大佬大人有大量,不跟小弟計較,過了幾年又再找我合作另一個project,這是後話。

且說上述的人事調動,「蘋果批」由集體創作改為一人負責,我自知出文機會大減,亦逐漸淡出,不久轉投am730,有幸擁有屬於自己的專欄。我不敢自誇,若非大佬之前給予機會、《蘋果》給予平台,我不可能有此厚待。

時光荏苒。我離開了《蘋果》已有十多年,再見不止是朋友,因為《蘋果》(包括大佬)可以稱得上是我的恩人。今日《蘋果》走了,但《蘋果》精神,永遠常在我心。將來兒子長大,我會告訴他:「你老豆我曾幾何時有幸在一間傳奇報館工作過,為守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克盡綿力。縱使無力回天,我也問心無愧。」

我在蘋果的日子,要寫的還有很多,但時間關係,暫且擱筆。最後以一句話總結:

一日蘋果人,終身蘋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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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為甚麼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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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DSE通識考試,出現上述一題,本人試答如下:

同意。因為:

共產黨走數原因,不是權力令人腐化之類的三幅被,而是社會主義的理論注定了共產黨必然要走上一條專制獨裁的不歸路。

社會主義強調人人平等,但人生而不平等,高矮肥瘦賢愚智蠢,各有不同,若任由人民自由發揮(指由下而上的自由市場),平等終成空談,必須由政府「人為地」消除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表面上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實際上是「做係三十六,唔做又係三十六」。要達致社會主義所追求的「平等」,捨此以外,別無他法。

所以但凡推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必然有計劃經濟(由上而下)。因為社會主義是目標,計劃經濟是手段。

問題是,計劃經濟需要全民總動員,國家要大煉鋼,人民不能怕辛苦,寧可炒樓炒股票。總之國家想做甚麼,人民就要跟住做甚麼。但怎樣可以令人民聽話呢?有兩個方法,一是共產,一是洗腦。共產,是硬手段,即取消私有產權,衣食住行都要靠政府,不聽話就無飯吃,藉此迫人民聽話(勞力也是資產,所以社會主義國家裡,人民是沒有擇業自由,大部份工作都是「由單位分配」,確保政府有甚麼鴻圖大計時,可以一呼天下應)。洗腦,是軟手段,透過思想改造,令人民自發配合政府的計劃。

在這個層面,計劃經濟是目標,共產主義(配合洗腦)是手段。

問題又來了。取消了私產,就會出現「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即資源在你爭我奪中被白白浪費(例如大躍進時,人民公社飯堂出現吃飯比賽(當時有口號:「鼓足干勁生產,放開肚皮吃飯」),浪費了大量食物,間接導致日後的大饑荒)。基於物有盡而欲無窮,如果所有資源都沒有私產限制,人人都可以任意取用,國家必會一窮二白。

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縱使取消了私產,即「認錢不認人」(或稱價高者得),但卻以另一套標準去分配資源,即「認人不認錢」(或稱走後門、拉關係),這就是甚麼紅五類、黑五類的由來。紅五類是特權階級,獲分配最多、最好的資源,黑五類是賤民階級,只能得到最少、最差的資源。早在延安整風時,王實味就批評過中共這套「認人不認錢」的資源分配方法:「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健康的『大人物』卻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

中共「建國」後,上述情況變本加厲,在大躍進時,人民無飯吃,只能食樹皮,甚至易子而食,但另一方面,江青卻用牛奶餵她的馬騮!

明白上述邏輯,就會知道為甚麼所有推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必然具備以下特徵:計劃經濟、共產、洗腦、獨裁、階級分明、貧富懸殊(比今日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更懸殊)。

由此可見,推行社會主義的國家,是容不下自由與民主。

那麼,社會主義的獨裁,跟君主專制的獨裁,有甚麼分別呢?分別可大了!社會主義的獨裁,是經濟獨裁在先,繼而導致政治獨裁(所以海耶克曾言,放棄經濟自由的人,不配享有政治自由)。而君主專制的獨裁,只是單純的政治獨裁,與經濟獨裁沒有必然關係(可以有,也可以無)。換言之,在君主專制的國家,只要人民不做反,按時交稅及服兵役力役之類,餘下時間,某程度上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但在社會主義國家裡,人民連這方面的自由也被剝奪。

結論:社會主義國家的獨裁,是人類史上最極端、最可怕、最邪惡、最仆街的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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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福利的世界

引子:
早前在《閱刊》介紹過Burton Folsom, Jr.的《羅斯福新政的謊言》,因為急就章,寫不出重點,有述而無評,當下已決定重寫,但一拖數月,至今才完稿。雖則《閱刊》已成歷史,但完成此文,總算給自己一個交代。

文章雖長,共二千七百字,但絕對值得一看,若與《閱刊》已刊登之三十篇書評比較,此文質素應在首三名之內,稱得上是得意之作。

正文:
民主會否帶來福利主義?回答之前,先要界定何謂民主?有無國際標準?無篩選才叫真普選?甚麼叫福利?福利要好到甚麼程度,才叫福利主義?這些問題,一時三刻難以解答,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民主不是自有永有,福利亦然。沒有民主的社會,我們大概知道是甚麼一回事,但沒有福利的世界,卻是非常陌生。以前的人,究竟是怎樣生活呢?

誠然,古代社會,政府也有開倉濟民之舉,或皇恩浩蕩之事,如清人王士禛所著《池北偶談‧談故一‧學士贈尚書》:「本朝大臣,身後例有恩恤。」但在現代人眼中,這只是小恩小惠,且屬特定情況、特定人士的專利,完全談不上福利。按今日的標準,福利者,即從遙籃到墳墓,生養死葬也。這樣的福利,是誰發明?講出來都無人信,原來是德意志帝國的奠基者、人稱「鐵血首相」的俾斯麥。講到明iron blood,當然不是大愛左膠,派錢純粹「維穩」──只有政局穩定,德國才可安心跟英國一較高下。

德國的福利,由美國發揚光大,二戰後,出口轉內銷,美國模式反過來影響歐洲。此一歷程,是為世紀之交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轉捩點,這就帶出本文要介紹的著作:Burton Folsom, Jr.的《羅斯福新政的謊言》。

作者是右派,大作顧明思義,就是要打擊羅斯福的「偉人形象」。作者旁徵博引,如數家珍,由羅斯福的童年開始講起,指他說謊、成績不佳、運動不濟、做生意不老實等,總之不是好人。他後來做了總統,適逢大蕭條,故推行「新政」救市,令經濟谷底反彈。但作者力排眾議,指「新政」成效不彰,更有反效果,功不抵過。比方說,《國家工業復興法》助長壟斷,打擊小商戶;《農業調整法》減產不成反增產;最低工資窒礙南方的工業發展;全民退保是大騙局,諸如此類。作者認為,大蕭條的終結與「新政」無關,亦非得力於二戰發死人財,而是歸功於繼任人杜魯門在戰後撥亂反正,令企業放心投資。

要注意,上述乃全書重點,但非本文重點,因為「新政」本身爭議甚大,絕非公認的德政,作者的質疑談不上有新意。反而有一點,作者輕輕帶過,我卻認為值得大書特書。那就是「新政」之前,社會公益由誰來負責?沒有政府慷納稅人之慨,地方如何自救?答案就在第六章:《失業者並未真正受益》中找到。作者說:

「在美國,做慈善從一開始就是州和地方的職能。民間領袖、地方教士和善長人翁首先評估區內居民之合理需要,再由教會和其他機構提供食物、住宿和衣物,以幫助火災受害人、被醉鬼丈夫拋棄的婦女等。絕大多數美國人相信,捐助者與受助者面對面接觸,對雙方都有好處,因為這既能讓捐助者感到適當的寬慰,又能使受助者度過難關,還可避免養懶人。」

舉個例。1887年,德州持續乾旱,農業失收,當地政客遊說國會撥款一萬美元賑濟,參眾兩院通過了建議,卻遭總統克里夫蘭否決,理由是此舉違憲,混淆了聯邦與地方的職能,亦助長家長式管治,令人民過於依賴政府。他認為「我國人民的友愛精神和慷慨總是可以信賴的,他們會幫助自己的同胞。」結果沒有令總統失望,從美國各地捐給德州的善款,超過十萬美元,是國會原本計劃撥款的十倍有多!

救濟要錢,管它是政府撥款,還是公眾集資,不用分那麼細吧?分別可大了。政府撥款來自稅收,你不能say no;公眾集資,是自願性質。前者令政府坐大,官僚膨脹,浪費無可避免;後者則發揮守望精神,自己同胞自己救。問題是,一旦政府壟斷了公益事業,民間慈善團體很難再有生存空間。在「新政」推行前,包括紅十字會在內的許多慈善團體,均反對聯邦政府介入公益事務,因為他們知道,有了政府救濟,私人捐助就會萎縮。

還有一個問題:權力令人腐化!政府坐擁大筆稅金,會否公器私用?羅斯福的例子清楚告訴我們,不用就笨了!羅斯福的競選對手是共和黨的蘭登,後者的經費來自商界,你可能懷疑是否有官商勾結的成份,但當你知道羅斯福擁有五十億美元的公共事業振興署資金,你會覺得羅斯福更可疑。事實上,南達科他州有個民主黨縣委會主席給公共事業振興署寫信:「請將此人列入特困名單,給予特別照顧。查過了,他家有九張選票!」類似事件還有很多。估不到吧?原來蛇齋餅粽是美國發明的!

回顧香港歷史,跟美國不謀而合。在開埠初期,因大量華人南下謀生,港英政府無法應付,遂把慈善外判給本地團體,如教會、街坊會、同鄉會、保良局、東華三院等,資金全由華商、鄉紳及一般市民集資,為低下階層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直至麥理浩時代,政府福利開支大增,生養死葬,一手包辦,民間慈善團體完成了歷史任務,無奈由一線退居二線,扮演花瓶角色。

時至今日,由政府主導公益,彷彿理所當然,但背後的浪費、對人性的扭曲、對自由的破壞,卻鮮有人關注。公屋需要和諧式嗎?納稅人應否資助富家子弟讀英基?公立醫院應否設立頭等病房?打工仔應否夾錢供養李嘉誠過世?這些問題,在一百年前根本無法想像,因為民間慈善團體既無能力,亦不可能做出如此荒誕的事來。偏偏政府好大喜功,政客又要向選民交代,令福利慢慢變質,由救急扶危,只給有需要的人,變成「天賦人權」,不論貧富人人有份,甚至淪為蛇齋餅粽,以收買人心,達致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福利可放不可收,養大了的胃口,不可能打回原狀。當大家住慣了和諧式,便很難適應昔日簡陋的公屋設計,更遑論沒有升降機及獨立廁所的七層徙置大廈。但話又說回來,假如政府當初沒有多管閒事,把公益事業收歸旗下,有理由相信民間團體也會與時並進,提供多元化的福利方案,照顧更多有需要的人。而政府只負責守尾門,在必要時補民營之不足,這才是小政府應有之舉。

可惜歷史無take two,唯今之計,政府應將部份權力下放予各省市或地方議會,讓其因時地而制宜,或由政府提供誘因,讓NGO自籌經費,以資用度。比方說,教資會早前多次推出「配對補助金計劃」,以一比一的方式鼓勵大專院校籌款,成效非常顯著,各院校均籌得破紀錄的善款,得以開展多項原本不獲政府資助的項目,稱得上是近年政府少有的善政。

又例如日本於2007年設立「故鄉稅」,按收入釐定上限,國民可選擇向自己的出生地或其他地方納稅,金額可抵銷所得稅和住民稅。年前日本發生「311大地震」,三個主要受災區(岩手、宮城及福島縣)總共收到四百億日圓(約二十八億港元)的故鄉稅,超過2010年全國故鄉稅總額的六倍有多。此舉既可縮窄城鄉差距,亦可免卻由中央撥款之費時失事。另一方面,以往地方政府若與中央交惡,恐遭報服而被陰乾,但有了「故鄉稅」,此情況亦可避免。

以上所言,均為《羅斯福新政的謊言》給我們的啟示:若要效率與公義並存,首要嚴控政府規模,權力應下放地方,盡量發揮民間力量,相信人性本善,不分種族地域,其實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獅子山,只是政府看不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