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揚與利舞台的邂逅

剛過去的星期二晚，我去了利舞台，聽卡拉揚的音樂會……

發緊夢？無錯，的確很夢幻。很久以前，我已聽聞卡拉揚率領維也納愛樂在五十年代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訪港，當年還沒有大會堂（嚴格來說，是還未重建，第一代大會堂早於1869年落成），故在利舞台演出一場，曲目不詳，也沒有留下其他資料，更別說錄音，令人懷疑是一個都市傳說，畢竟當年的香港，經濟還未起飛，除西人及高等華人外，一般市民為口奔馳，那有閒情欣賞古典音樂？更莫說鼎鼎大名的卡拉揚了！

直至日前，好友以whatsapp報料，指上述音樂會的現場錄音重新出土，經港台第四台修復後，於4月5日，即卡拉揚冥壽當晚播出。我大吃一驚，一場原本那麼遠的傳奇音樂會，突然變得這麼近，心情之興奮，非筆墨所能形容。

卡拉揚是我最喜歡的指揮家之一，他的現場錄音我也聽過不少，照計不會有甚麼驚喜。但這一場不同，地點是香港，余生也晚，無緣躬逢其盛，引以為憾。一如鋼琴巨匠Sviatoslav Richter於94年訪港，我還是初哥，不知他是何方神聖，故在圖書館看到音樂會的海報，也只是驚嘆票價之高（最貴五百），而沒有傾盡家財也要把門票弄到手，結果後悔莫及。

話說回來，卡拉揚跟利舞台的邂逅，發生在1959年10月25日，因利舞台當晚較早時段有其他節目上演，故音樂會遲至9時才開始。上半場是貝多芬的《第七交響曲》，下半場是理查史特勞斯的《狄爾的惡作劇》和約翰史特勞斯的《蝙蝠序曲》和《皇帝圓舞曲》。這樣編排明顯是頭重尾輕，非常古怪，皆因音樂會的編排一般是以序曲行頭，讓團員和觀眾先熱身，然後來一首協奏曲、交響詩或組曲之類的作品，最後才以交響曲作結。當然，實際情況也非一成不變，有時是兩首交響曲，一輕一重，也有時是大雜燴，但原則大致相同，就是頭輕尾重，最重要的作品往往以壓軸的形式出場。

有例外嗎？我雖無在海外賞樂的福份，但在香港聽音樂會，也有將近三十年的經驗，聽過的唯一一場頭重尾輕的音樂會，是小提琴大師Isaac Stern於97年在文化中心音樂廳的演出（這次我沒有錯過了，但Stern的江湖地位仍不能跟Richter相提並論）。不用說，任誰都知道買票的觀眾是為Stern而來的，所以上半場先奏布拉姆斯的《第一交響曲》，下半場主角才登場，連拉兩首協奏曲，分別是莫扎特第三及布魯赫第一。這樣的編排絕無僅有，只因Stern的大名，才會有交響曲先於協奏曲出場的怪事。

至於卡拉揚那一場，頭重尾輕更嚴重，因為壓軸的圓舞曲一般只會安排在encore演奏（新年音樂會除外），用貝七來熱身，恐怕樂聖泉下有知，會嬲到破口大罵。也難怪當年有老外樂評人不滿，指此舉有看輕香港觀眾水平之嫌，他更舉例說：「當時在海外巡演的紐約愛樂樂團，他們會把《洋基歌》（Bruce按：美國老歌）放在節目裏嗎？」（引自周光蓁之簡介）日前，港台第四台節目總監蕭樹勝撰文評論上述音樂會，他說：「似乎卡拉揚想香港觀眾能領略到古典音樂世界中，長篇及中短篇作品的精妙，亦希望本地朋友聽得開心。下半場的作品整體情緒比較活潑輕快，而上半場的《貝7》總體也是節奏明快。」我認為此說難以自圓其說，因為把上下半場的節目調轉，一樣有蕭氏所講的「效果」。

當然，節目編排還是其次，最緊要音樂會的水平如何？卡拉揚是樂團訓練大師，質素自然有保證，即使是遠東巡演也不會馬虎了事；而純以準繩度論，維也納愛樂雖然稍稍不及柏林愛樂，但更有個性，弦樂及木管音色甜美，銅管雖無爆棚的音量，卻有一種難以複製的光澤，不因指揮而異。

另一方面，據已故樂評人黃牧的分析，卡拉揚的風格大致分為三個時期，即早年至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早年比較自然，也較有火氣，在藝術家與工匠之間取得平衡。七十年代，卡拉揚開始發展出其獨有的「指揮美學」，打磨出平滑如絲的管弦樂音色。但到了八十年代，卡拉揚開始走火入魔，作品處處顯露斧鑿痕跡，風格過於人工化以至失去靈氣。在香港的音樂會，明顯屬卡拉揚的早期風格，幹勁十足，朝氣勃勃，跟貝七的動感配合得天衣無縫。我留意到當年的觀眾沒有在樂章之間鼓掌，值得一讚。

下半場的《狄爾的惡作劇》，因為卡拉揚我才第一次認真聽畢全曲，沒有資格評論，反而最後兩首樂曲值得多說一點。不論是《蝙蝠序曲》還是《皇帝圓舞曲》，都是每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例牌菜，而卡拉揚的87年現場版，是繼Carlos Kleiber之後最經典的演出（後者的瀟洒是另一典範）。說過了，八十年代的卡拉揚是打磨大師，平順中見工整，黃牧不喜歡，但此一風格套用在圓舞曲上，是相得益彰，畢竟圓舞曲不像今日常見的街舞，要予人輕盈、優雅的感覺。這一點，卡拉揚做到了。拿87年的《蝙蝠序曲》、《皇帝圓舞曲》及encore的《拉德斯基進行曲》跟59年比較，前者速度較慢，節奏從容不迫，很多細節包括不同聲部之間的配搭都處理得（打磨得）盡善盡美；後者則速度偏快，沒有太多人工修飾，好處是自然流露，但不夠工整，也有沙石。孰優孰劣，視乎閣下的喜好。

最後，我想分享一點個人感受。星期二晚聽畢全場，內心的感動不能自已，因為人愈大愈多煩惱也就愈難保持赤子之心，已經很久沒有試過靜靜坐下來細心欣賞音樂了（連不喜歡的《狄爾的惡作劇》我都由頭聽到尾）。而過程中，我更有一種元神出竅的感覺，透過大氣電波，彷彿回到半世紀前的香港，坐在我從未踏足過的利舞台，見證香港開埠以來最重要的音樂盛事。即使錄音播放完，音樂還在腦海中不斷迴盪，如夢似幻，教人繞樑三日。

悼黃牧

我的音樂啟蒙老師、香港一代樂評人黃牧先生日前仙遊，噩耗傳來，不勝哀悼。

余生也晚，懂事之時，樂壇已是大師凋零。但黃牧那一輩，包括陳浩才、鄭延益、史君良、高考亮等諸位先生，皆見證了古典音樂的黃金歲月，親睹大師台上的風采魅力，加上他們學養豐富，博通古今，寫起樂評來，自然更有insight。我等後輩，望塵莫及。

上述前輩各有千秋，陳浩才走入門路線，介紹醉人音樂；鄭延益精於小提琴，其結集《春風風人》，話題亦以小提琴為主；史君良擅長聲樂，對歌劇知之甚詳；高考亮又名「教父高」，音響界無人不識。黃牧則大包圍，但凡吹、拉、彈、唱、指，評論皆有見地。而若論筆耕之勤，黃牧更是無出其右，自八十年代起即在多份刊物撰寫樂評，出版了七本音樂專書，累積過百萬字，閒時又在電台主持節目，跟聽眾談音論樂，啟發了整整一代人對賞樂的喜好，成就一時無倆。

遙想昔日初聽古典音樂，由欣賞走向鑑賞，轉捩點就是看了黃牧的大作。記得初中時買了一張卡拉揚八十年代的貝五唱片，我少不更事，不知道卡翁是何許人，只想聽《命運交響曲》，由誰來指也無所謂。及後，我在圖書館無意中看到黃牧的《音樂的世界》，內有一文蓋棺定論卡拉揚，好奇一讀，茅塞頓開……

走筆至此，且容我岔開一下。樂評從來難寫，因要談論無形之物，用詞難免主觀抽象，但對象是普羅大眾，如何用抽象的詞彙表達主觀的感受而又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就要看樂評人的功力了。以食評為例較易解釋，若有食評家說某菜色口感豐富，你知道是甚麼意思嗎？是煙韌、鬆脆、爽口、彈牙、嫩滑、多汁？若是煙韌，是指有嚼勁，還是乾噌噌難嘴嚼？會不會食評家說的是前者，實情卻是後者？如何解釋這個分歧？是食評家的味蕾出問題，還是他的措詞有問題？

同樣道理，當有樂評家說某指揮感情豐富，又是甚麼意思？須知感情有好多種，層次各有不同，怎樣區分？相反，若說無感情，是真的無感情，抑或只是內歛的錯覺？

話說回來。黃牧的樂評易讀、可讀，是因為黃牧往往能用準確無誤的字眼表達虛無縹緲的主觀感覺，就像那篇《卡拉揚時代的終結》，他形容卡翁的風格是「平順無比的管弦樂演奏」。甚麼意思？黃牧不直接答你，用例子答你：

「女高音Sutherland的歌聲也許是『人耳能聽到』的最平順的人聲了，但要達至這種效果，她不惜放棄吐字的清晣度。因為每一個字都有它自己的音節，而發音不一定能配合旋律的『流線型』，為了達至最平順的效果，她寧願咬字不清也要避免唱出來的聲音有『棱角』。」

換言之，卡拉揚最大的問題，是欠缺「棱角」。而貝多芬的音樂，最需要的正正就是「棱角」。黃牧續道：

「卡拉揚的理論是，每一首樂曲都有一個大高潮，而他致力於堆砌這高潮。為了強調這高潮，他會刻意經營全首樂曲的其他樂段。這理論再加上他過於追求平順聲音的效果，使他的演繹永遠有一種精雕細琢，甚至趨於『人工化』的修飾效果。他的造句雖然圓滑流暢，但有時會令人覺得全沒『靈感』可言，美得來卻沒有真的感情。」

經黃牧這麼一說，我恍然大悟，再聽唱片印證，果然如此。最明顯的例子是華格納的《紐倫堡的名歌手》序曲，全曲斧鑿痕跡甚深，而結尾銅管的爆棚音量，跟前段的壓抑又成顯著對比。

當然，開竅的過程並非一蹴即就，而是經過反覆思考，細心聆聽才能產生共鳴。而所謂開竅，不止是辨識卡拉揚的風格，而是明白到音樂作為演繹藝術，原來是二元創作，即先由作曲家譜曲，再由音樂家演奏，後者的個人風格，能賦予前者更豐富的內涵。

關於這一點，黃牧在《音樂家與音樂欣賞》一書中，亦有為文詳細分析，他說：「大紅大紫，任誰都分得出，唯獨墨有五色，才令人著迷。」版本比較，就是用你的味蕾，分辨不同層次的「口感」，並說出個所以然來。黃牧給我的啟發，把我引領到鑑賞級的嶄新境地，以更高的視野俯瞰古典音樂的大千世界。

黃牧用詞精準，還見於評論其他音樂家，例如Carlos Kleiber的「節奏感、衝勁與氣勢」、Buno Walter的「溫馨人情味」、Fritz Reiner的「流暢中見高貴感」、Leopold Stokowski的「燦爛華麗」、Bernard Haitink的「平實不華」和Nevill Marriner的「穩健、公務員作風」等。後二者可以做對比，「平實不華」跟「穩健」的意思接近，可以互通，但「穩健」加上「公務員作風」，則只能用來形容Marriner，而不能用於Haitink。筒中分別，是Haitink「有話要說」，只是說得比較平實，而Marriner予人的感覺，是「按章工作」而已。

當然，樂評必然包含各式各樣的形容詞，高手如黃牧，只需片言隻語，便可一針見血，把觀點說得清楚明白，且能透過錄音印證。反觀低手，則流於形容詞的推砌，洋洋灑灑卻言之無物，多讀無益，更遑論引導讀者深入比較不同版本之異同。

踏入千禧年，黃牧的樂評大幅減產至幾近零，他曾指新一代的演奏家（尤其指揮家）欠缺個人風格，個個都差不多，聽音樂會變得愈來愈無新意。2012年，黃牧應《蘋果》之邀短暫復出，寫樂評也寫舞評，可惜只寫了十多篇，專欄便停了，後來改為寫網誌，文章結集於兩本遺作《現場──聽樂四十年》及《芭蕾裙下》。

我不懂芭蕾，只論樂評，黃牧的新作不及早年，觀點不斷重覆，沙石亦較多（沙石的問題一向存在，但近年尤甚。文筆最好是《音樂家與音樂欣賞》一書），或許是黃牧已是閒雲野鶴，志不在此，也可能是樂壇已無大師，能刺激黃牧動腦筋了。

日前才子陶傑撰文掉念黃牧，提及一件往事，他說曾與前輩討論馬勒交響曲，「由於鑒賞的角度略有出入，鬧得不甚愉快」。據才子描述：

「他喋喋不休的指責紐約某交響樂團之名指揮如何在第八的第二部開頭指錯了一個小段。我說：Look，Albert，你聽音樂，非常專業， Perfect，但你用一個股壇精算師查看一家上市公司的帳目報表的Bean-counting目光對待一場演奏，也就是說，你用腦袋去分析馬勒，但我用心來聽古典音樂。聽馬勒第八，心潮澎湃，我在音符的海洋中只看見浮士德對上帝的背叛、無政府主義的興起、下接威瑪共和國出場的華麗的系列整體，而不是個別樂段轉折時不同指揮家的operational technicalities。」

假設上述為真（文人多大話，才子更甚，例如他說自己是黃牧在郵輪上唯一與之同枱食飯的人，便明顯是吹水，因為同行還有項明生），也不代表陶傑的層次更高，有可能是黃牧的職業病發作，過於重視細節，更有可能，是大師凋零的今日，任誰寫的樂評，也只能走技術分析的路。個人風格是大氣，不論演奏甚麼作品，始終如一。可惜現在學院派當道，風格式微，大氣消逝，剩下的，就只有「個別樂段轉折時不同指揮家的operational technicalities」了。

值得一提，《現場》一書收錄了一篇早年評郎朗的文章，該文對他大讚特讚。結集後，黃牧補上一篇簡短的附錄，打倒昨日的我，承認自己曾被郎朗「炫惑」了。黃牧不止學富五車，胸襟也勝過常人。

黃牧曾任企業高管，投資有道，財來有方，故人到中年已實現財務自由，可以提早退休，享受人生。他的格言是「死前把錢花光」，這個願望似乎是落空了。但活在當下，及時行樂，他比誰都更成功。

縱觀黃牧一生，逍遙灑脫自在，遊走四海，涉獵縱橫，且獨樂不如眾樂，啟迪後輩，不遺餘力。今斯人已去，餘蔭傳芳。謹以此文悼念我最敬重的音樂啟蒙老師，願前輩在天國與貝多芬、馬勒等大師重聚，焚香煮茗，把酒論樂。

一隻CD說一個故事之二：偉大交響曲

這張唱片是我較早期買的，確實日子當然不記得，但肯定是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前一個月左右，何解？因為那天是維也納愛樂在香港舉行音樂會，壓軸曲目是舒伯特的《偉大交響曲》（下稱《偉大》），我為了「預習」而買了這張唱片。此話怎說？一切要從另一場音樂會說起。

我早在九四年已開始聽音樂會，那時我讀初中，品學俱劣（其實中三已有很大進步，但依然係劣），卻瘋狂愛上了古典音樂，如此風馬牛不相干的組合，竟然發生在我身上，真可謂奇哉怪也。

雖則余家貧，受惠於學生半價優惠，一張港樂的音樂會門票只需三、四十元，還是可以負擔。選擇當然以大路為主，偶然也會試新曲，而所謂「新」，非指新派音樂，只是我未聽過或不熟識，但仍屬傳統大路曲目。其中一場港樂音樂會正屬此類，節目只有兩首，上半場是布拉姆斯的《第一鋼琴協奏曲》，下半場便是《偉大》。日子忘記了（這場是我極少數沒有保留場刊的音樂會，可惜），只記得指揮非時任總監Atherton，而是請來的客席，地點在香港大會堂。

整場音樂會我都悶得發慌，昏昏入睡，感覺跟這兩首作品情不投意不合，尤其《偉大》，長到不得了，有幾次以為樂章就要終結，不料另一旋律又再展開，此起彼落，沒完沒了。我那時不知道，《偉大》是繼貝九之後規模最宏大的交響曲，有「天國般的長度」（舒曼評語），而旋律延綿不絕，彷彿沒有變化，對不少初哥（例如我）而言，是極具催眠作用（事實上，當年首演亦屢遭挫折，不少樂團因該曲過於艱深而拒演）。總之好不容易捱到音樂會完場，我跟自己說，可一不可再，以後也不會再聽這兩首樂曲。誰能想到，只不過是短短一兩年後，它們（尤其《偉大》）竟會成為我的「賣飛佛」之一！

且說一年後，即九五年，大名鼎鼎的維也納愛樂訪港，由James Levine指揮，在文化中心音樂廳演出兩晚，第一晚是莫扎特的《第二十九交響曲》及《偉大》，另一晚是Richard Strauss的《死與變容》及布拉姆斯的《第二交響曲》。對我來說，兩晚的節目也不吸引（甚或有點趕客），但又想躬逢其盛，兩悶取其輕，故選了第一場（至少有莫扎特！）。票價當然遠比港樂高，扣除折扣，也要二百多元，那不是少數目，如果又重覆上次聽港樂的經歷，那真是貼錢買難受了。

由買票到音樂會當天，還有一個月的時間。莫扎特的交響曲毋須擔心，我是喜歡的，問題是《偉大》！怎麼辦？最低限度，我要令自己聽得明（先不談愛上）才行，唯一辦法是反覆聆聽，於是到唱片店買一隻《偉大》的CD，打算回家做功課。版本有很多，我揀的是最平，恰巧當年台灣百代（EMI Taiwan）推出了Treasure Collection，精選了EMI百張經典名盤，附上中文解說，以低價重新發售，每張只售五十多元，其中《偉大》（連同《未完成交響曲》）的指揮，竟是卡拉揚！沒有比這更超值了。

要知道，今日上網甚麼都有得看（有得聽），但當年資訊不及現在般流通，要研究一首樂曲的創作背景及內涵，非得到圖書館不可，而音樂類的英文書跟中文書又不成比例，前者不論質量均遠勝後者，而我英文不佳（現在也好不了多少），無可能看得明英文音樂書（現在也看不明），中文又太簡單，有些連入門都不如，Treasure Collection的中文解說，內容豐富，長度適中，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缺。

沒有奇蹟，只有累積。頭幾次聽《偉大》，感覺跟那次聽港樂一樣：「究竟幾時完？！」若是現在，我可能已經放棄了，但往日不同今時，我是蘋果教主口中的「stay hungry，stay foolish」，我迫自己每晚都開來聽，聽完才好瞓。漸漸地，我覺得自己好像有點開竅，《偉大》的主題雖然不斷重覆，延綿不絕，但並非完全沒有變化，而是氣氛層層遞進，過程或許不夠戲劇化，細心聆聽，也不難掌握當中的起承轉合。再三思量，則更能領會此曲的精神境界：舒伯特雖歷盡一生苦澀，孤身一人，仍不失對未來（或身後）的盼望。他深信自己的才華不限於藝術歌，立志要創作一首偉大的交響曲，讓自己名垂千古。套用台灣著名樂評人崔光宙之語，《偉大》之所以「偉大」，在於「挺卑微餘生，歌浩氣長存」。

當然，短短一個月的「預習」，不可能令我對此曲有如此深刻的理解，但至少令我可以忍受，甚至享受此曲的冗長，而不會再有「究竟幾時完」的抱怨。音樂會當晚，我拿原價四百多元的票，也只能坐在面向舞台的最左邊，僅次於管風琴下跟指揮對望的尷尬位。我記得右手邊是一位日本人，見賢思齊，我也盡量表現得文明有禮，中場出入，他側身讓位，我也鞠躬回禮，不丟香港人的架。

說回音樂會，James Levine是當代大師，尤其在歌劇界，更是獨當一面，可惜後來因為性醜聞而身敗名裂，這是後話。當晚演出的細節已記不清，印象最深刻只有兩件事，一是演奏莫扎特交響曲時的速度太快，不是我杯茶。另一是首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在現場感受維也納愛樂的甜美音色，令人陶醉不已。對了，還有一件事，《偉大》一曲既終，我第一時間鼓掌叫好（像《交響情人夢》那些搞笑情節），以示自己聽得明（心情跟上次聽港樂截然不同，上次也是第一時間鼓掌，只因終於甩難，可以回家睡覺），也許亦想令鄰座的日本人知道我非初哥，而是知音。現在回想當然幼稚，但又何妨呢，誰沒有幼稚過？

自此以後，「預習」便成為我聽音樂會的指定動作，但凡有我不熟識的新曲，借又好買又好，先在家中聽得滾瓜爛熟，就算最後還是不喜歡，至少在現場可以保持「清醒狀態」，面子事小，不讓買票的錢白白浪費事大。這些年，我因「預習」而愛上的新曲不計其數，聽音樂會不再局限於貝五柴六之類，賞樂的眼界因而大為拓闊。

另一方面，除卡拉揚外，我亦收藏了《偉大》的其他版本，細味當中的異同，包括Karl Bohm、Bruno Walter、George Solti、Gunter Wand…… 還有Geroge Szell，可惜後者送了給朋友，現在後悔莫及，因為Szell也是名盤，以聲部清晰響譽樂界。眾多版本中，我最愛是Bohm六十年代指揮柏林愛樂的錄音室版，其中第一樂章初段，由行版過渡到小快版，Bohm的變速及聲部轉換妙到毫巔、渾然天成。我也有他在八零年指揮德累斯頓的現場版，那時他已垂垂老矣，對樂團的控制大不如前，加上現場一take過，同樣的處理手法，難免有沙石。

以境界論英雄，卡拉揚的《偉大》絕對及不上Bohm，也被Walter、Solti等比下去，但講到紀念價值，卡拉揚是無人能及的，因為他給我開啟了一道深鎖的音樂大門，走進自己以為難以踏足的精神境界。而經過長達一個月的與卡翁朝夕相對，我明白到聽音樂不只是聽旋律這麼簡單，還要探索背後的內涵，作曲家究竟想透過音符向我們說甚麼，這才是重點。

往事只能回味。回想自己當年對知識的渴求、對目標的執著，這份初心，我似乎早已忘記得一乾二淨。而昔日每當學懂一首樂曲，那種喜悅，我亦久久沒有再嘗過。是甚麼原因令我變成今日的我？是壯志未酬心先死？我再落泊，也遠不如舒伯特吧？他連首演自己最偉大的作品的機會也沒有，尚且可以不忘初心，在逆境中「挺卑微餘生，歌浩氣長存」，我呢？能不慚愧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