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雜記

我在《蘋果》的日子

我最早的《蘋果》記憶，正正就是創刊號那一天──1995年6月20日。當年我住太子，那日如常返學，在太子地鐵站外，我見有人派蘋果，是食得落肚的蘋果，不知是誰想出來的gimmick，廿多年後的今日，仍為人津津樂道。且說當時，我無拿蘋果亦無買《蘋果》，閱報的習慣我是有的，但只對體育新聞有興趣，嚴格來說，只看足球，尤其港甲。眾多報章中，以《成報》的港甲新聞最詳盡，故是首選，後來《蘋果》愈做愈好，我才慢慢成為果粉，沒料到，再過幾年，我竟然有機會加入《蘋果》的大家庭，縱是兼職，卻畢生難忘。

事情發生在2006年。我因工作苦悶，嘗試投稿到報章，最初選了am730，登了，再投，又登。不久，我收到一個陌生人的電郵，他自稱是《蘋果》主筆（下稱「大佬」），想約我出來見面，看看有沒有合作的空間。我受寵若驚，同時也懷疑是否騙局，我只是無名小卒，怎會有人看得上眼？但機會難逢，姑且一試，遂相約在我公司飯堂面談，具體談了甚麼我早已淡忘 ，只記得我提及我崇尚奧國學派，拜讀過Mises和Hayek 的大作，他對此甚為欣賞，但沒有承諾甚麼，只說保持聯絡。

後來，我搞了一個私人聚餐，名曰「經濟人之夜」，膽粗粗邀請大佬出席，他不但應邀更找來兩位友好一行三人前來助興，地點在城大的西餐廳，當晚共有十多人，天上地下無所不談，大佬的博學，眾人無不拜服，餐廳十點打佯，大家意猶未盡，故轉移陣地到南山邨邊食糖水邊吹水，一直到午夜十二點才結束。散水時，大佬還沒提及彼此可以有甚麼合作，只拋下一句──還是那一句「保持聯絡」便走了。

再後來（同年暑假），我去日本旅行，吃喝玩樂仍不忘「公事」，借用酒店的電腦跟大佬keep in touch。返港後，大佬叫我去《蘋果》總部開會（飛雲，機會終於來了），地點在蘋果批辦公室（下稱「蘋批辦」）。「蘋果批」就是《蘋果》的副社論，版面置於正社論「蘋論」之下，足見地位之重。

「蘋果批」是集體創作（三至四人），但每篇文章都會印上撰稿員的親筆簽名，非常威水。開會當日，大佬給我簡單介紹過後，便開始埋頭寫文，期間不時跟我們「腦震盪」交流意見。我記得大佬寫的是一篇關於中日關係的文章，我靈光一閃，以撫順戰犯管理所為例，說了一點謬見，大佬拍枱叫好，並將之融入其文。大佬後來跟我說，由於截稿臨近，不能大改，否則他會重寫。我初來報到，竟能有所貢獻，不亦樂乎。但我提議的幾個寫作題材，都一一給大佬ban了，他沒有詳述因由，只說這樣不好那樣不對，似要迫我動腦筋，激發自己的小宇宙。回家時，我在車上苦思冥想，文章應該怎樣寫才能吸引讀者？突然間想通了：自己平時喜歡看怎樣的文章，不就可以依樣畫葫蘆嗎？

自此以後，我逢星期五放工後，都會去《蘋果》跟大佬及眾兄弟開會，寫甚麼題材、用甚麼角度、直筆還是曲筆……大家互相爭辯，期間大佬經常會扮演「魔鬼辯護者」（devil’s advocate），專講反話，以測試我們的論點能否站得住腳。我在《蘋果》的第一炮「難兄難弟」，在06年8月25日刊出，說的也是中日關係，寫得不太好，但風格是新嘗試，以迎合《蘋果》style。

由於我是兼職，沒有職員證，返工要在大堂保安處登記，日子久了，保安認得我，每次我行近櫃枱，還未開口道明來意，他便笑笑口跟我說：「蘋果批吖嘛。」保安的「溫馨加持」，令我有一種「愛回家」的感覺。

也因為兼職的緣故，文章只能不定時見報，寫了一年，約四十篇。平身第一次面向讀者寫作，跟以前寫blog文自high不可同日而語。風格不斷在變，初則模仿，繼而發展出自己的套路。但千變萬變，宗旨不變，也就是《蘋果》自創刊以來一直堅持的精神：「不扮高深，只求傳真。」大佬經常告戒我們，無論道理多麼高深，文章都要務求淺白，最好連牛頭角順嫂都睇得明。大佬的話，成為我日後寫作生涯的座右銘。

數算我在《蘋果》的日子，有兩件事印象最深刻。一是《蘋果》為Hayek及Milton Friedman鑄造了兩尊銅像，想我寫一篇文以誌其盛，限一日內交稿，我放工後馬上開工，跟時間競賽，注意力空前集中，務求在最短時間內起貨。文章見報後（見左邊大圖），評價尚算正面，我也鬆一口氣，個人榮辱事小，大佬面子事大，他把重任交托給我，我不能令他失望。

另一是大佬有一個出版計劃，預我一份，但他貴人事忙，不久就把計劃擱置一旁（也可能是忘記了，I don’t know），直至死線臨近，不能再拖，他才集齊人馬，把我們鎖在蘋批辦，不寫好大綱及分工，不准回家，這又是一個緊張又刺激的冒險歷程。計劃最後順利完成，那本書還有幸入選當年書展的「名家推介」系列，推薦者正是時任拔萃男書院校長張灼祥！

對了，還有一件事。07年某日，我在公司收到大佬急call，叫我放工後即回《蘋果》，有要事商討。甚麼事？莫非要炒我？我懷着戰兢的心情踏入「蘋批辦」，他劈頭第一句就說：「我有個offer比你，睇你有無興趣？」原來大佬紮職，想提攜我做論壇版編輯，人工double。小弟自出娘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幾乎肯定也是最後一次）被人高薪挖角，既驚且喜，喜者，事業終於有突破，向上爬指日可待；驚者，怕自己力有不逮，半途給人殺下馬來。大佬叫我回家好好想清楚，「唔駛急，最緊要快」，給他一個答覆。

Go or no go？我反覆思量，差一點就遞信辭職，但最後還是縮沙。因為適逢新婚在即，凡事傾向穩定，加上編輯工作非我所能，我最喜歡還是寫文。我「不該」，辜負了大佬的好意，但大佬大人有大量，不跟小弟計較，過了幾年又再找我合作另一個project，這是後話。

且說上述的人事調動，「蘋果批」由集體創作改為一人負責，我自知出文機會大減，亦逐漸淡出，不久轉投am730，有幸擁有屬於自己的專欄。我不敢自誇，若非大佬之前給予機會、《蘋果》給予平台，我不可能有此厚待。

時光荏苒。我離開了《蘋果》已有十多年，再見不止是朋友，因為《蘋果》（包括大佬）可以稱得上是我的恩人。今日《蘋果》走了，但《蘋果》精神，永遠常在我心。將來兒子長大，我會告訴他：「你老豆我曾幾何時有幸在一間傳奇報館工作過，為守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克盡綿力。縱使無力回天，我也問心無愧。」

我在蘋果的日子，要寫的還有很多，但時間關係，暫且擱筆。最後以一句話總結：

一日蘋果人，終身蘋果人！

一隻CD說一個故事之二：偉大交響曲

這張唱片是我較早期買的，確實日子當然不記得，但肯定是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前一個月左右，何解？因為那天是維也納愛樂在香港舉行音樂會，壓軸曲目是舒伯特的《偉大交響曲》（下稱《偉大》），我為了「預習」而買了這張唱片。此話怎說？一切要從另一場音樂會說起。

我早在九四年已開始聽音樂會，那時我讀初中，品學俱劣（其實中三已有很大進步，但依然係劣），卻瘋狂愛上了古典音樂，如此風馬牛不相干的組合，竟然發生在我身上，真可謂奇哉怪也。

雖則余家貧，受惠於學生半價優惠，一張港樂的音樂會門票只需三、四十元，還是可以負擔。選擇當然以大路為主，偶然也會試新曲，而所謂「新」，非指新派音樂，只是我未聽過或不熟識，但仍屬傳統大路曲目。其中一場港樂音樂會正屬此類，節目只有兩首，上半場是布拉姆斯的《第一鋼琴協奏曲》，下半場便是《偉大》。日子忘記了（這場是我極少數沒有保留場刊的音樂會，可惜），只記得指揮非時任總監Atherton，而是請來的客席，地點在香港大會堂。

整場音樂會我都悶得發慌，昏昏入睡，感覺跟這兩首作品情不投意不合，尤其《偉大》，長到不得了，有幾次以為樂章就要終結，不料另一旋律又再展開，此起彼落，沒完沒了。我那時不知道，《偉大》是繼貝九之後規模最宏大的交響曲，有「天國般的長度」（舒曼評語），而旋律延綿不絕，彷彿沒有變化，對不少初哥（例如我）而言，是極具催眠作用（事實上，當年首演亦屢遭挫折，不少樂團因該曲過於艱深而拒演）。總之好不容易捱到音樂會完場，我跟自己說，可一不可再，以後也不會再聽這兩首樂曲。誰能想到，只不過是短短一兩年後，它們（尤其《偉大》）竟會成為我的「賣飛佛」之一！

且說一年後，即九五年，大名鼎鼎的維也納愛樂訪港，由James Levine指揮，在文化中心音樂廳演出兩晚，第一晚是莫扎特的《第二十九交響曲》及《偉大》，另一晚是Richard Strauss的《死與變容》及布拉姆斯的《第二交響曲》。對我來說，兩晚的節目也不吸引（甚或有點趕客），但又想躬逢其盛，兩悶取其輕，故選了第一場（至少有莫扎特！）。票價當然遠比港樂高，扣除折扣，也要二百多元，那不是少數目，如果又重覆上次聽港樂的經歷，那真是貼錢買難受了。

由買票到音樂會當天，還有一個月的時間。莫扎特的交響曲毋須擔心，我是喜歡的，問題是《偉大》！怎麼辦？最低限度，我要令自己聽得明（先不談愛上）才行，唯一辦法是反覆聆聽，於是到唱片店買一隻《偉大》的CD，打算回家做功課。版本有很多，我揀的是最平，恰巧當年台灣百代（EMI Taiwan）推出了Treasure Collection，精選了EMI百張經典名盤，附上中文解說，以低價重新發售，每張只售五十多元，其中《偉大》（連同《未完成交響曲》）的指揮，竟是卡拉揚！沒有比這更超值了。

要知道，今日上網甚麼都有得看（有得聽），但當年資訊不及現在般流通，要研究一首樂曲的創作背景及內涵，非得到圖書館不可，而音樂類的英文書跟中文書又不成比例，前者不論質量均遠勝後者，而我英文不佳（現在也好不了多少），無可能看得明英文音樂書（現在也看不明），中文又太簡單，有些連入門都不如，Treasure Collection的中文解說，內容豐富，長度適中，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缺。

沒有奇蹟，只有累積。頭幾次聽《偉大》，感覺跟那次聽港樂一樣：「究竟幾時完？！」若是現在，我可能已經放棄了，但往日不同今時，我是蘋果教主口中的「stay hungry，stay foolish」，我迫自己每晚都開來聽，聽完才好瞓。漸漸地，我覺得自己好像有點開竅，《偉大》的主題雖然不斷重覆，延綿不絕，但並非完全沒有變化，而是氣氛層層遞進，過程或許不夠戲劇化，細心聆聽，也不難掌握當中的起承轉合。再三思量，則更能領會此曲的精神境界：舒伯特雖歷盡一生苦澀，孤身一人，仍不失對未來（或身後）的盼望。他深信自己的才華不限於藝術歌，立志要創作一首偉大的交響曲，讓自己名垂千古。套用台灣著名樂評人崔光宙之語，《偉大》之所以「偉大」，在於「挺卑微餘生，歌浩氣長存」。

當然，短短一個月的「預習」，不可能令我對此曲有如此深刻的理解，但至少令我可以忍受，甚至享受此曲的冗長，而不會再有「究竟幾時完」的抱怨。音樂會當晚，我拿原價四百多元的票，也只能坐在面向舞台的最左邊，僅次於管風琴下跟指揮對望的尷尬位。我記得右手邊是一位日本人，見賢思齊，我也盡量表現得文明有禮，中場出入，他側身讓位，我也鞠躬回禮，不丟香港人的架。

說回音樂會，James Levine是當代大師，尤其在歌劇界，更是獨當一面，可惜後來因為性醜聞而身敗名裂，這是後話。當晚演出的細節已記不清，印象最深刻只有兩件事，一是演奏莫扎特交響曲時的速度太快，不是我杯茶。另一是首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在現場感受維也納愛樂的甜美音色，令人陶醉不已。對了，還有一件事，《偉大》一曲既終，我第一時間鼓掌叫好（像《交響情人夢》那些搞笑情節），以示自己聽得明（心情跟上次聽港樂截然不同，上次也是第一時間鼓掌，只因終於甩難，可以回家睡覺），也許亦想令鄰座的日本人知道我非初哥，而是知音。現在回想當然幼稚，但又何妨呢，誰沒有幼稚過？

自此以後，「預習」便成為我聽音樂會的指定動作，但凡有我不熟識的新曲，借又好買又好，先在家中聽得滾瓜爛熟，就算最後還是不喜歡，至少在現場可以保持「清醒狀態」，面子事小，不讓買票的錢白白浪費事大。這些年，我因「預習」而愛上的新曲不計其數，聽音樂會不再局限於貝五柴六之類，賞樂的眼界因而大為拓闊。

另一方面，除卡拉揚外，我亦收藏了《偉大》的其他版本，細味當中的異同，包括Karl Bohm、Bruno Walter、George Solti、Gunter Wand…… 還有Geroge Szell，可惜後者送了給朋友，現在後悔莫及，因為Szell也是名盤，以聲部清晰響譽樂界。眾多版本中，我最愛是Bohm六十年代指揮柏林愛樂的錄音室版，其中第一樂章初段，由行版過渡到小快版，Bohm的變速及聲部轉換妙到毫巔、渾然天成。我也有他在八零年指揮德累斯頓的現場版，那時他已垂垂老矣，對樂團的控制大不如前，加上現場一take過，同樣的處理手法，難免有沙石。

以境界論英雄，卡拉揚的《偉大》絕對及不上Bohm，也被Walter、Solti等比下去，但講到紀念價值，卡拉揚是無人能及的，因為他給我開啟了一道深鎖的音樂大門，走進自己以為難以踏足的精神境界。而經過長達一個月的與卡翁朝夕相對，我明白到聽音樂不只是聽旋律這麼簡單，還要探索背後的內涵，作曲家究竟想透過音符向我們說甚麼，這才是重點。

往事只能回味。回想自己當年對知識的渴求、對目標的執著，這份初心，我似乎早已忘記得一乾二淨。而昔日每當學懂一首樂曲，那種喜悅，我亦久久沒有再嘗過。是甚麼原因令我變成今日的我？是壯志未酬心先死？我再落泊，也遠不如舒伯特吧？他連首演自己最偉大的作品的機會也沒有，尚且可以不忘初心，在逆境中「挺卑微餘生，歌浩氣長存」，我呢？能不慚愧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