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帝國主義

先看一段引文：

「經濟學作為一種解釋人類行為的分析工具，從六十年代開始，已逐步走出經濟學的傳統範圍。它將婚姻、家庭、犯罪、司法、選舉、宗教和歷史，都納入了自己的分 析範圍，大有重寫社會學、法學以及歷史學的勢頭……經濟學悍然入侵其他學科的領域，依據是什麼？依據就是，所有那些領域，都無一例外地牽涉到人的自私和資源的稀缺。只要這樣，以自私和資源稀缺為分析前提的經濟學，就能夠在那些領域一展風采、大顯身手了。」（薜兆豐：《經濟學的爭議》香港：花千樹出版社，2002，頁195）

正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結合實有助推動學術的發展，有益而無害。然而，不少「經濟學門外漢」對此極為不滿，認為這是「經濟學的帝國主義」，指責經濟學家「以市場思維主導整個社會」、「對異見者大加鞭撻」云云。

上述指控明顯不合理！要知道，經濟學家絕對無意壟斷社會科學，也不認為經濟學有「經世濟民」之神奇功效。他們之所以將經濟學的研究範圍擴展至其他社會科學，目的只有一個：研究資源分配在不同領域裡的最有效方法。

比方說：
在歷史學的領域裡，經濟學家不會跟你討論歷代帝王得失，但會告訴你歷史上的經濟盛衰之規律。

在社會學的領域裡，經濟學家不會否定社會學的理論，但會致力分析不同社會現象背後的「經濟含意」。

在教育學的領域裡，經濟學家不會教你如何馴服Band 5學生，但會跟你分析教育市場「自由化」的利與弊。

這有什麼不對？

思考題：
1. 關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年的全球性經濟大恐慌（The Great Depression）的前因後果，你會傾向相信經濟學家的分析，還是歷史學家的分析？

2. 婚姻、家庭、犯罪、宗教等問題固然是社會學家的專長，但他們能否肯定這些問題完全不受經濟規律的支配？

3. 一般教育工作者能否客觀地評價學券制的影響？

物有盡而慾無窮，經濟學研究的就是「資源分配」的問題， 貢獻不容低估！要記住，錢不是萬能，但無錢就萬萬不能！如果我們對經濟規律一無所知，以致錯配資源，最終導致「一窮二白」，試問我們還可以幹甚麼？

經濟學的主義大論爭

這場著名的爭論是由奧國學派的第三代掌門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在上世紀20年代發起的。他認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由於缺乏足夠的市場訊息，很難作出正確的成本計算，所以注定失敗。其後，米塞斯的得意門生海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 1899-1992）在1944年出版《通往奴役之路》這本驚世鉅著，指出社會主義在本質上與其他形形色色的集體主義如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等是同出一轍的，最終會把人類引往被奴役之地。

另一方面，以波蘭旅美經濟學家蘭格（Oskar Lange, 1904-1965）為首的「社會主義同情派」作出反擊。他們雖然也承認市場經濟在效率方面較為優勝，但對於米塞斯所提出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亡論」卻不表認同，認為只要將市場經濟的運作模式—價格機制（Price Mechanism）—融入計劃經濟之中，便能產生效率與平等兼備的社會主義制度，此即所謂「競爭的社會主義」（Competitive Socialism）。這兩個學派各執一詞，互相攻擊，鬥得難分難解。

與此同時，1929年的美國華爾街股災所觸發的全球性經濟大恐慌，直接導致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的干預主義—介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的抬頭。凱恩斯在其《通論》中指出經濟衰退是內部需求不足所致，所以政府應該推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增加有效需求與產出，藉此令經濟谷底反彈。在全球性經濟大衰退的陰影下，凱恩斯主義被不少人視為靈丹妙藥，能夠挽狂瀾於既倒，甚至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也以凱恩斯主義為基礎，推行「新政」，大幅增加政府的開支以刺激經濟，「成功」令美國起死回生，也令凱恩斯主義成為一時的顯學。

但好景不常，踏入70年代後，干預主義的種種弊病逐漸浮現出來，當中以「滯脹」（stagflation）—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與通貨膨脹同時出現的現象—最令凱恩斯主義者尷尬不已（根據凱恩斯的理論，這個現象是不可能出現的）。由於政府對此無能為力，不禁令人對「有形之手」主導經濟產生懷疑。另一方面，隨著全球社會主義陣營在1988至1991年間的極迅崩潰，市場經濟學說戲劇性地取得最後勝利，並為持續接近一個世紀的主義大論爭劃上句號。

政府與市場

如果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為零，不論是市場經濟或計劃經濟，最終都可以達致巴列圖最適點（Pareto Optimality），即資源分配在某一狀況下，我們再無法透過重新分配資源的使用，令某人得益而不會損害別人。然而，交易費用不可能為零，所以我們要在政府與市場之間作出取捨。

記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高斯（R H Coase）在一九三七年發表的鴻文The Nature of the Firm指出，在某些情況下，過高的交易費用（包括訊息費用、討價還價的費用、產權界定的費用等等）會導致「無形之手」被「有形之手」所取代，即公司替代了市場。換言之，打工仔不會直接在市場上出售勞動力以賺取利潤，而改為受聘於公司，聽任經理的差遣「有形之手」以賺取工資；消費者也不會透過多方面的合約，把生產資源組合起來，製造所需的物品，而改為購買公司出產的現成品。

打個比喻。我想接受教育，最原始的方法是刊登廣告，分別聘請中文、英文、音樂、經濟學、心理學、歷史等老師，讓他們把各科知識傳授於我。這樣做當然可以，但會涉及極高的交易費用。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間人」便出現了。「中間人」者，學校是也。這就是說，由學校聘請各科老師，然後招生。學生以學費換取知識；學校以薪金換取老師的效力。事就這樣成了。

承接上一段。高昂的交易費用促使「公司」應運而生，問題是，這間「公司」究竟是公營還是私營呢？就以那間學校為例，它到底是公立還是私立呢？那就要看誰的效率較為優勝了。一般而言，自負盈虧的私人機構比政府更有效率，若是公平競爭，政府必遭淘汰，但實情卻不然，何解？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森穆遜（Paul Samuelson）的答案最值得參考。他提出共用物品（public goods）的概念，指出共用物品一經生產後，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幾乎是零，換言之，提供服務給另一個人不需要任何代價。治安、國防和外交等，都是公認的共用物品的例子。

重點來了。巴列圖條件要求所有產品或勞務的收費等於它們的邊際成本（P = MC），假若邊際成本是零，只要消費者能夠從共用物品中得到使用價值，我們便應該容許他們免費享用，因為收費會限制他們的使用量，導致浪費。但商人不會做蝕本生意，要他們免費供應共用物品尤如「與虎謀皮」，難過登天，怎麼辦呢？唯一辦法是由政府向人民徵稅生產，再讓人民「免費」享用。

更重要的是，由於共用物品不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理論上難以杜絕「搭順風車」（free rider）的情況。比方說，燈塔是典型的共用物品，在沒有政府的協助下，能否成功收費，取決於消費者（船夫）是否願意合作，因為任何船夫都可以說他沒有受惠於燈塔的指引，而是靠觀察北斗星來辨明方向，你可以奈他什麼何？如果人人都這樣抵賴，還有誰願意出資興建燈塔？要知道，燈塔在百多年前的沿海地區是必需品，非有不可，怎麼辦？唯一辦法是由政府向市民徵稅興建。政府不怕船夫撒賴嗎？不怕！因為政府有「強制力」，例如警察、軍隊和司法機關等，可以把賴賬的船夫繩之於法。是的，「強制力」可以令政府能市場之所不能，也是政府的存在價值的最重要依據。還記中共那句名言：「槍桿子裡出政權！」真可謂一針見血的點出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