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早前在《閱刊》介紹過Burton Folsom, Jr.的《羅斯福新政的謊言》，因為急就章，寫不出重點，有述而無評，當下已決定重寫，但一拖數月，至今才完稿。雖則《閱刊》已成歷史，但完成此文，總算給自己一個交代。
文章雖長，共二千七百字，但絕對值得一看，若與《閱刊》已刊登之三十篇書評比較，此文質素應在首三名之內，稱得上是得意之作。
正文：
民主會否帶來福利主義？回答之前，先要界定何謂民主？有無國際標準？無篩選才叫真普選？甚麼叫福利？福利要好到甚麼程度，才叫福利主義？這些問題，一時三刻難以解答，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民主不是自有永有，福利亦然。沒有民主的社會，我們大概知道是甚麼一回事，但沒有福利的世界，卻是非常陌生。以前的人，究竟是怎樣生活呢？
誠然，古代社會，政府也有開倉濟民之舉，或皇恩浩蕩之事，如清人王士禛所著《池北偶談‧談故一‧學士贈尚書》：「本朝大臣，身後例有恩恤。」但在現代人眼中，這只是小恩小惠，且屬特定情況、特定人士的專利，完全談不上福利。按今日的標準，福利者，即從遙籃到墳墓，生養死葬也。這樣的福利，是誰發明？講出來都無人信，原來是德意志帝國的奠基者、人稱「鐵血首相」的俾斯麥。講到明iron blood，當然不是大愛左膠，派錢純粹「維穩」──只有政局穩定，德國才可安心跟英國一較高下。
德國的福利，由美國發揚光大，二戰後，出口轉內銷，美國模式反過來影響歐洲。此一歷程，是為世紀之交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轉捩點，這就帶出本文要介紹的著作：Burton Folsom, Jr.的《羅斯福新政的謊言》。
作者是右派，大作顧明思義，就是要打擊羅斯福的「偉人形象」。作者旁徵博引，如數家珍，由羅斯福的童年開始講起，指他說謊、成績不佳、運動不濟、做生意不老實等，總之不是好人。他後來做了總統，適逢大蕭條，故推行「新政」救市，令經濟谷底反彈。但作者力排眾議，指「新政」成效不彰，更有反效果，功不抵過。比方說，《國家工業復興法》助長壟斷，打擊小商戶；《農業調整法》減產不成反增產；最低工資窒礙南方的工業發展；全民退保是大騙局，諸如此類。作者認為，大蕭條的終結與「新政」無關，亦非得力於二戰發死人財，而是歸功於繼任人杜魯門在戰後撥亂反正，令企業放心投資。
要注意，上述乃全書重點，但非本文重點，因為「新政」本身爭議甚大，絕非公認的德政，作者的質疑談不上有新意。反而有一點，作者輕輕帶過，我卻認為值得大書特書。那就是「新政」之前，社會公益由誰來負責？沒有政府慷納稅人之慨，地方如何自救？答案就在第六章：《失業者並未真正受益》中找到。作者說：
「在美國，做慈善從一開始就是州和地方的職能。民間領袖、地方教士和善長人翁首先評估區內居民之合理需要，再由教會和其他機構提供食物、住宿和衣物，以幫助火災受害人、被醉鬼丈夫拋棄的婦女等。絕大多數美國人相信，捐助者與受助者面對面接觸，對雙方都有好處，因為這既能讓捐助者感到適當的寬慰，又能使受助者度過難關，還可避免養懶人。」
舉個例。1887年，德州持續乾旱，農業失收，當地政客遊說國會撥款一萬美元賑濟，參眾兩院通過了建議，卻遭總統克里夫蘭否決，理由是此舉違憲，混淆了聯邦與地方的職能，亦助長家長式管治，令人民過於依賴政府。他認為「我國人民的友愛精神和慷慨總是可以信賴的，他們會幫助自己的同胞。」結果沒有令總統失望，從美國各地捐給德州的善款，超過十萬美元，是國會原本計劃撥款的十倍有多！
救濟要錢，管它是政府撥款，還是公眾集資，不用分那麼細吧？分別可大了。政府撥款來自稅收，你不能say no；公眾集資，是自願性質。前者令政府坐大，官僚膨脹，浪費無可避免；後者則發揮守望精神，自己同胞自己救。問題是，一旦政府壟斷了公益事業，民間慈善團體很難再有生存空間。在「新政」推行前，包括紅十字會在內的許多慈善團體，均反對聯邦政府介入公益事務，因為他們知道，有了政府救濟，私人捐助就會萎縮。
還有一個問題：權力令人腐化！政府坐擁大筆稅金，會否公器私用？羅斯福的例子清楚告訴我們，不用就笨了！羅斯福的競選對手是共和黨的蘭登，後者的經費來自商界，你可能懷疑是否有官商勾結的成份，但當你知道羅斯福擁有五十億美元的公共事業振興署資金，你會覺得羅斯福更可疑。事實上，南達科他州有個民主黨縣委會主席給公共事業振興署寫信：「請將此人列入特困名單，給予特別照顧。查過了，他家有九張選票！」類似事件還有很多。估不到吧？原來蛇齋餅粽是美國發明的！
回顧香港歷史，跟美國不謀而合。在開埠初期，因大量華人南下謀生，港英政府無法應付，遂把慈善外判給本地團體，如教會、街坊會、同鄉會、保良局、東華三院等，資金全由華商、鄉紳及一般市民集資，為低下階層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直至麥理浩時代，政府福利開支大增，生養死葬，一手包辦，民間慈善團體完成了歷史任務，無奈由一線退居二線，扮演花瓶角色。
時至今日，由政府主導公益，彷彿理所當然，但背後的浪費、對人性的扭曲、對自由的破壞，卻鮮有人關注。公屋需要和諧式嗎？納稅人應否資助富家子弟讀英基？公立醫院應否設立頭等病房？打工仔應否夾錢供養李嘉誠過世？這些問題，在一百年前根本無法想像，因為民間慈善團體既無能力，亦不可能做出如此荒誕的事來。偏偏政府好大喜功，政客又要向選民交代，令福利慢慢變質，由救急扶危，只給有需要的人，變成「天賦人權」，不論貧富人人有份，甚至淪為蛇齋餅粽，以收買人心，達致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福利可放不可收，養大了的胃口，不可能打回原狀。當大家住慣了和諧式，便很難適應昔日簡陋的公屋設計，更遑論沒有升降機及獨立廁所的七層徙置大廈。但話又說回來，假如政府當初沒有多管閒事，把公益事業收歸旗下，有理由相信民間團體也會與時並進，提供多元化的福利方案，照顧更多有需要的人。而政府只負責守尾門，在必要時補民營之不足，這才是小政府應有之舉。
可惜歷史無take two，唯今之計，政府應將部份權力下放予各省市或地方議會，讓其因時地而制宜，或由政府提供誘因，讓NGO自籌經費，以資用度。比方說，教資會早前多次推出「配對補助金計劃」，以一比一的方式鼓勵大專院校籌款，成效非常顯著，各院校均籌得破紀錄的善款，得以開展多項原本不獲政府資助的項目，稱得上是近年政府少有的善政。
又例如日本於2007年設立「故鄉稅」，按收入釐定上限，國民可選擇向自己的出生地或其他地方納稅，金額可抵銷所得稅和住民稅。年前日本發生「311大地震」，三個主要受災區（岩手、宮城及福島縣）總共收到四百億日圓（約二十八億港元）的故鄉稅，超過2010年全國故鄉稅總額的六倍有多。此舉既可縮窄城鄉差距，亦可免卻由中央撥款之費時失事。另一方面，以往地方政府若與中央交惡，恐遭報服而被陰乾，但有了「故鄉稅」，此情況亦可避免。
以上所言，均為《羅斯福新政的謊言》給我們的啟示：若要效率與公義並存，首要嚴控政府規模，權力應下放地方，盡量發揮民間力量，相信人性本善，不分種族地域，其實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獅子山，只是政府看不見而已。
薯淘同雞 